布宜诺斯艾利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约瑟夫·门格勒逃往南美途中第一个避难地，也曾一度成为他得以把藏匿生活伪装成寻常日子的地方。他以赫尔穆特·格雷戈尔之名抵达，带着帮助他安顿下来的资源与关系，但这座城市也成为调查人员关注的焦点，并成为引发引渡危机的起点；这场危机最终促使他越境离开。

抵达与临时避难

1949年6月22日，格雷戈尔在经历三周航程后，乘坐“北方之王”号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原本期待的官方接应并未出现——一名走私者承诺派来的秘密警察没有现身，格雷戈尔只得与其他抵达者一起进入海关大厅。他紧紧看着两只手提箱，官员则检查他公文包里的科学样本和笔记。港口医生看不出这些东西有什么特别之处；在格雷戈尔被称作业余生物学家后，医生便让他通过。这次接触展现了他抵达时所依赖的模式——借来的身份、科学资历和临时编造的解释，帮助他通过常规检查。

这座城市起初并未提供安稳的住所。一名承诺在码头接格雷戈尔的德国医生没有赴约，他等了一阵，随后决定与两名无处可去的卡拉布里亚人共乘一辆出租车。尽管他负担得起更好的住处，他还是借住在他们那里。他们的意大利南部方言令交谈不易，但他们曾是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这使格雷戈尔觉得他们比圈子之外的陌生人更可靠。他一边喝橙味汽水，一边为自己安排实际事务——找工作、尽快学会西班牙语、找到杰拉德·马尔布兰克，并保住手头现金。他的计划谨慎而临时，体现了一名新来者的处境——他有钱，却没有稳固的公开身份，前景也充满不确定性。

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是一张有待熟悉的地图。格雷戈尔研究城市街道图，包括阿韦亚内达、拉博卡、蒙塞拉特和国会区等区域。城市街区的方格布局，与他曾经行使权力的场所体系形成对照，显出了他如今的匿名处境与昔日地位之间的差异。这座城市不只是藏身之所——它是一个陌生环境，他必须把抱负收缩为日常抉择，处理住宿、工作、语言和人际联系。

避难所、社群与家庭计划

到20世纪40年代末，布宜诺斯艾利斯已成为与战败的欧洲极右翼有关联者的目的地。书中描绘了更广泛的流亡者圈子，其中包括纳粹分子、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成员、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匈牙利箭十字党成员，以及其他流离失所的政治追随者。在这样的环境中，格雷戈尔的到来是更大规模迁徙的一部分，而非孤立的逃亡。阿根廷的纳粹逃亡线将流亡路线与外交官、官员、情报联络人和神职人员组成的网络连接起来；这座城市是这些路线的主要接收地点之一。

后来，格雷戈尔开始计划在奥利沃斯建立永久住所。奥利沃斯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海岸附近的住宅区。45岁的他想为玛莎和卡尔-海因茨购置一幢大房子，两人预计将来与他团聚。他选中维雷伊·韦尔蒂斯街970号的一幢加州式别墅；与德国北部的湖畔环境相比，他觉得这里颇为熟悉。这所房子许诺了家庭生活的延续，但购置房产也暴露出他自以为安全的限度。尽管他拥有可观的资源，购买房产和投资父亲商业计划相关的制药公司法德罗农场时，仍不得不借钱。银行不愿向无国籍者放贷，而他的护照也即将到期。要在当地安顿下来并再次结婚，他就必须恢复门格勒这一身份，而不能继续做格雷戈尔。

布宜诺斯艾利斯表面上的安全，取决于城市之外的政治与社会条件。格雷戈尔及其同伴认为，战后各方优先关注的是对抗苏联，许多德国人也宁愿不再追究纳粹主义。他的信心部分源于其他逃亡者轻易取得证件的事例。然而，正是这种显眼的生活状态——家庭、别墅、商业利益以及过往的法律记录——为调查人员提供了找到他的线索。

身份确认与引渡危机

赫尔曼·朗拜因从欧洲着手建立案件材料。一则有关门格勒1954年离婚的法律公告，使他开始怀疑逃亡者可能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曾有一名阿根廷律师参与相关诉讼。曾在达豪和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的朗拜因搜集证据，并将案件卷宗交给德国司法机关。1959年2月25日，弗赖堡的一名检察官就多起蓄意谋杀和谋杀未遂案件签发逮捕令。朗拜因主张，如果门格勒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德政府就应向阿根廷申请引渡他。

塞德迈尔从一名警方联络人处收到消息，并将逮捕令的消息传给门格勒。阿根廷新近选出的民主政府可能不如此前的庇隆主义政府和军政府那样愿意庇护他，这种可能性改变了他的盘算。门格勒卖掉别墅和自己持有的法德罗农场股份，关闭银行账户，并准备离开。玛莎和卡尔-海因茨可以留在阿根廷，但必须搬家并低调行事。他离开时预期他们会在亚松森重聚。布宜诺斯艾利斯曾是他建立家庭生活的地方，却无法保证阿根廷政府会继续庇护他。

引渡程序揭示了一个逃犯的命运如何取决于文件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之间的流转。引渡请求经过阿根廷各政府部门和法院，而西德大使维尔纳·容克则拖延推诿。与此同时，巴拉圭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替代去处——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帮助门格勒申请巴拉圭国籍；由于巴拉圭与西德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他在那里不受该条约约束。1959年11月，巴拉圭授予他国籍并发给身份证件。因此，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转往巴拉圭，既是个人逃亡，也是一次法律保护条件的转换；门格勒希望依靠新的法律保障。

受到监视的城市

阿道夫·艾希曼遭到抓捕后，摩萨德局长伊瑟·哈雷尔计划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展开第二场追捕，目标是抓获门格勒。哈雷尔掌握的情报零散不全——门格勒可能使用格雷戈尔这个名字，也可能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一家家具厂有关。他计划利用预计抓获艾希曼之后的时间找到门格勒，并将他带上载着艾希曼返回以色列的飞机。

1960年5月11日，摩萨德特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抓获艾希曼。在审讯期间，他们询问门格勒的所在、外貌、习惯和关系人。艾希曼起初拒绝帮忙，尽管他瞧不起门格勒，但最终还是把门格勒家人曾住过的比森特洛佩斯旅馆地址告诉了特工。这个地址提供了具体线索，但为时已晚，无法确保按计划抓获门格勒。特工发现，这家人几周前就已离开；旅馆经理不认识格雷戈尔或门格勒，家具厂工人也不认识名叫格雷戈尔的德国人。

这场搜寻是在可能惊动城中纳粹网络的风险下展开的。艾希曼失踪后，他的儿子们向威廉·萨森求助，并在塔夸拉民族主义民兵和庇隆主义青年组织的支持下展开搜寻。萨森监视机场，而摩萨德特工则谨慎接近旅馆，因为他们担心声势显眼的行动会危及更广泛的任务。追捕目标已经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雷尔最终没有批准突袭旅馆。这座城市因此既藏有线索，也构成障碍——一个地址、一个曾经的家庭住处、一条工作场所线索，以及一个可能对所感知的威胁作出反应的社群。

作为避难所与瓶颈的意义

布宜诺斯艾利斯汇集了使门格勒得以逃亡、同时又令其处境充满风险的不同体系。它是入境港口、寻找工作和住房的地方、流亡者关系网络的中心，也是法律请求与情报线索交汇之处。一名使用假名的人可以在城里的街道上建立临时生活规律，而离婚、商业、居住和家庭记录则为他人提供了确认其身份的途径。

因此，这座城市的作用不能简单归结为避难所或追捕现场。阿根廷官僚体系拖慢了引渡程序，支持他的关系网络给了门格勒筹划的空间；与此同时，朗拜因的调查和摩萨德的行动又使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信息争夺的场域。他离开这座城市前往巴拉圭，暂时打断了法律追索和哈雷尔的即时计划，但布宜诺斯艾利斯仍是跨境追捕行动中的关键枢纽。格雷戈尔的假身份最初在这里帮他通过关卡，而这一身份的局限也在这里变得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