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莉娅·奥蒂斯

德莉娅·奥蒂斯是一名律师，她的人生在城市教育与职业生涯、艰难地重返保留地，以及与曾经离开的家人和社群重新建立联系之间展开。她的人生历程尤其受到公公加布·“胖裂”·奥蒂斯的影响——她曾抗拒他介入自己的生活，但后来意识到，他给予的实际帮助曾两度改变她的人生轨迹。在他的葬礼上，她公开讲述这段经历，让自己复杂的归属感也成为这场仪式的一部分。

身份与背景

德莉娅以城市印第安人的身份长大，通过露丝·沃尔德伦在波士顿的人脉，得以进入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她愈发不喜欢“美洲原住民”这个称谓，因为在她看来，这个称谓所唤起的印象与她熟悉的生活和教育经历并不相符。她的不安指向其身份认同中持久存在的张力——她属于一个民族和社群，但也学会了透过在社群之外形成的制度与观念看待自己。

德莉娅七岁时，父母之间出现问题，母亲需要离开家乡去坦佩上学。托帕瓦的修女们给了她们家一辆破旧汽车，加布·“胖裂”·奥蒂斯则用一天时间开着拖车把车修好。汽车恢复运转后，德莉娅和母亲得以离开保留地；后来德莉娅明白，这次离开让她们母女都能继续求学。这件事体现了加布关怀他人的实际方式——他不只是表示同情，还会拿出手边的工具和时间，为别人开辟前路。

职业生涯、离开与归返

成年后，德莉娅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印第安事务局担任律师。她珍视自己的工作和当地生活，而且离开保留地已经多年。加布来找她，询问她是否愿意回去时，她的婚姻正与菲利普·卡乔拉陷入困境。她怀疑，这份工作提议有一部分只是姑妈希望她离开菲利普、回家的借口，因此起初断然拒绝了这份工作。

然而，加布提出的工作机会并非随口一说。当时的部落律师埃利亚斯·塞贡多即将退休，保留地需要继任者。加布没有先查看德莉娅的学业记录，也没有征询她上司的意见，就向她提出了这份工作；他相信自己对她和她家人的判断。令她吃惊的直率，也凸显了职业招聘程序与加布据以作出决定的私人信任之间的差异。

德莉娅最终确实回到了保留地，成为当地的部落律师。到加布的葬礼时，她回来已经七年。归返并没有抹去她过去的疏离，也没有让她轻轻松松地就觉得自己回到了家。相反，她由此处在一个法律工作、家庭责任与社群生活交汇的位置。甚至那些看似与职业无关的家务，也成为她适应过程的一部分——回去之前，她从未做过玉米粽或玉米饼，也曾抗拒别人建议她学做这些食物，因为她认为这些技能与律师工作无关。

婚姻与家庭关系

故事呈现德莉娅与菲利普关系陷入困境时的情形。在华盛顿特区，她与丈夫相处不睦；加布则在她不确定该向何处求助时，提出了保留地的工作。她最初拒绝了，但后来回去担任部落律师，标志着她的人生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现有信息并未将这种改变简化为事业与婚姻之间的抉择；它呈现的是——这份工作是在她个人生活陷入困境时出现的，并成为她重返一个长期回避之地的途径之一。

作为加布的儿媳，德莉娅也曾多次与他公开意见不合。在他的葬礼上，她担心在场的社群成员都知道他们之间的争执，而且她原本没有打算发言。然而，她无法接受一篇在她看来未能向社群所熟悉的那个人致敬的悼词。她决定起身发言，并非否认两人之间的冲突；相反，她是在冲突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发言，承认一个人即使会让她烦恼，也依然可能对她的人生至关重要。

为加布·“胖裂”·奥蒂斯发言

德莉娅说，加布曾两次救了她的命。第一次是他用拖车和劳动让家里那辆破旧汽车恢复使用，使她母亲能够继续上学，德莉娅也得以接受教育。第二次发生在多年以后，当时德莉娅住在华盛顿特区，婚姻陷入困境；加布带着一份让她回家工作的提议出现。她起初说了不，但这份提议始终留在她面前，最终成为她返乡的基础。

她的讲述也改变了葬礼的气氛。主持仪式的牧师对加布所知甚少，还一再称他为正式姓名加布里埃尔·奥蒂斯。德莉娅讲述的则是家人和社群所熟悉的那个人，并把他的实际行动与自己建立起来的人生联系起来。如此一来，她既向他致敬，也弥合了外人泛泛而谈与家人具体了解之间的距离。她的发言表明，感激之情与坦率谈及彼此的分歧并不矛盾。

工作、哀悼与改变

加布的葬礼和安葬仪式结束后，家人按习俗要在班塔克设宴。德莉娅加入妇女们的行列，一起为聚会做准备、打扫清理。她的参与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在于这与她早先抗拒学习做玉米饼和玉米粽形成对照——这位曾认为这些事务与职业身份无关的律师，如今参与了围绕一项重要社群责任展开的家庭劳动。这种改变通过实际行动呈现，并没有被郑重宣告；它体现在她与亲人并肩做的事情中。

筹备葬礼期间，德莉娅已身怀六甲。男人们离开后，妇女们仍继续擦拭桌子和水槽、清扫地面，德莉娅的羊水破了。旺达意识到孩子要出生了，德莉娅随即遭遇第一次强烈宫缩。哀悼的劳动之后紧接着即将到来的新生命——德莉娅作为家人的角色，不仅通过缅怀加布延续，也通过下一代的到来延续。现有叙述在分娩开始时结束，因此并未说明分娩的具体情形或结果。

德莉娅的重要性在于，她的归返即使成为现实，仍然复杂。她是一名受过教育的律师，曾认为保留地生活远离自己选择的未来；她是一位曾公开反对加布的儿媳；她也是最终为他发言、并参与承担他去世后留下的事务的家人。她的故事将专业权威与社群责任联系起来，却没有把其中任何一方视为另一方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