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登·沃克

布兰登·沃克曾任皮马县警长，退休并未真正终止他的工作，只是改变了工作的方式。他因“最后机会”组织和悬而未决的玫瑰安·奥罗斯科谋杀案而重新投入调查，将自己的调查经验用于这起官方机构未能充分追查的案件。他重新找到的人生目标，不仅依赖证据和坚持，也取决于他是否懂得何时倾听、尊重那些过往正接受审视的人，并接受自己已不再拥有警长的职权。

身份与重返工作

早先一幕展现了布兰登离开警长办公室后的生活——在参加一场正式活动前，他站在浴室镜子前，费力地摆弄领结。浆挺的白衬衫和燕尾服仿佛笨拙地取代了他从前的制服——身为警长时，他本可以穿着代表职务的服装参加这类聚会。这一幕刻画了一个即便在平常的准备时刻，仍以自己已经离开的公职角色衡量自身的人。

六十一岁的布兰登也开始正视身体的局限。四月，他在加热的泳池里游泳，不计时，也不数圈数。他游到无法继续时便停下，目标是保持耐力，而非创造纪录。近来他的右髋和左膝时常不适，因此温暖的池水尤其令人舒适。这项日常锻炼平实而不起眼，却具体呈现了保持身体能力与假装年轻之间的区别。

他重返调查工作的开端，是一个迅速作出的决定——听说“最后机会”组织后，他告诉拉尔夫·艾姆斯自己愿意加入，并请对方转告G. T.法雷尔，他欠对方一个人情。六个月后，他认定加入拉尔夫和这个组织并非错误。这让他重新拥有了生活，也找回了人生目标。随后，法特·克拉克把一桩需要带入并交由“最后机会”组织继续办理的案件托付给他，使这种重新找到的目标成为一项具体责任。

与社区合作

布兰登的做事方式受到他长期与托霍诺奥哈姆族交往经历的影响。他知道，直接提问可能会被视为失礼。在一次谈话中，他只说了一句观察，而没有追问艾玛·奥罗斯科。他透过门厅镜子看她的倒影，而不是直视她。这个举动并非单纯的习惯——他试着为她留出开口的余地，不要求她按照自己的方式作答。

他明白，对艾玛而言，在陌生人和一名白人面前重提往事并不容易。她说话时紧握着助行器的把手，那支撑物帮她站立；在布兰登看来，这也反映了她要违背一生所受教诲和根深蒂固传统所需付出的努力。他对这份努力的关注影响着他的调查方式——艾玛不仅是信息来源，也是一个冒着风险、把痛苦往事带进这间屋子的人。

布兰登解释说，“最后机会”组织是一个私人组织，由海达·布林克几年前创立；她的女儿于1959年遭到谋杀。他将这个组织介绍为另一条调查途径，因为此案的历史与管辖权及制度性忽视问题交织在一起。玫瑰安据推定在保留地遭到谋杀，相关责任被认为属于联邦调查局或当地部落警察；与之不同，吉娜·安东尼在保留地以外遭到谋杀，属于皮马县警长办公室的管辖范围。管辖权的差异有助于解释调查所处的背景，却不能证明玫瑰安遭遇了什么，也不能证明谁杀了她。

重启玫瑰安·奥罗斯科案调查

布兰登听从艾玛的线索，认真对待这桩旧案。艾玛对医院记录的说法十分明确——工作人员找到了她三次住院的记录，包括安德莉亚·塔什昆斯出生和玫瑰安出生时相关的记录，以及她后来接受子宫切除手术的记录，但没有找到玫瑰安曾住院的记录。艾玛不接受记录可能只是遗失了的说法。这一出入促使布兰登查阅医院档案，而不是把找不到档案当作玫瑰安从未去过医院的证明。

他记得，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资助的一项研究，曾将塞尔斯印第安卫生服务医院现存的医疗记录录入电脑。记录可追溯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研究人员借此比较寿命并追踪死因。布兰登回忆，这项研究连同部落赌场经营所得的资金，是医院后来拥有独立肾脏透析中心的原因之一。对这次调查而言，这段历史很重要，因为它表明旧医疗记录可能曾以值得查找的形式保存下来，即使后来的调查声称找不到玫瑰安的住院记录。

此案还要求他重新审视玫瑰安遇害时调查人员作出的假设。他记得，当时最主要的理论将调查焦点放在她未出生孩子的父亲身上。由于不知道她有男友，调查人员怀疑存在乱伦，并认为她的父亲亨利·奥罗斯科负有责任。布兰登质疑这套理论是否足够有说服力，并指出玫瑰安在谋杀案发生四个月前曾接受阑尾切除手术，而且当时皮马县的凶手人数有限。这些细节促使调查人员重新审视案件，但它们本身并不能证明亨利或其他任何人有罪。

安德莉亚对玫瑰安停止说话那一天的记忆，则构成了另一条调查线索。姐妹俩小时候曾一起上学；安德莉亚说服祖母让玫瑰安陪她去学校。安德莉亚记得，一天下来，玫瑰安满脸泪痕，此后便再也没有说过话——既没有对安德莉亚和她们的父母说话，也没有对学校里的人说话。后来，安德莉亚说，她曾试图告诉调查人员，玫瑰安遭遇的一切一定发生在医院，但没有人听她的话。那时她只有十六岁，她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布兰登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条提醒。这段回忆无法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却为他提供了一条原始调查未曾认真追查的线索。

布兰登寻找玫瑰安的医院记录时，艾玛也下定决心采取行动。艾玛透露，她、她的孙子和萨姆趁着天黑挖出了遗骸，没有等待向部落议会申请许可，因为她认为那套程序会耗时太久。因此，布兰登在案件中的职责与家人的决定并行，却并不相同——他负责调查谋杀案，而艾玛和亲属则采取了与遗骸有关、影响重大的行动。这一情节表明，寻找证据既涉及社区的权力，也涉及一桩旧案所带来的紧迫感。

忠诚、悲痛与责任

法特·克拉克帮助布兰登理解，这起案件如何与其他关怀之举相连。他把德莉娅的母亲救下德莉娅，以及自己把她带回家，与布兰登和戴安娜·拉德帮助拉妮、让她重新回到族人身边相提并论。接着，他告诉布兰登，伊伊托伊选中他替玫瑰安发声。这既是一项灵性责任，也是一项调查责任——布兰登被要求接过一个别人无法或不愿倾听的故事。

法特·克拉克的去世令他深受打击。在一家超市外，布兰登等着安德莉亚·塔什昆斯下班，心里想着这场丧失，也想着一再经历丧亲之痛并不会让下一次失去变得容易。他的悲痛没有取代工作，却改变了工作的情感意义。调查不再只是职业上的挑战，也不只是重新找回人生目标的机会；它还与法特·克拉克交到他手上的责任紧密相连。

对峙与生还

布兰登明白，继续追查此案可能使家人陷入危险。他告诉拉尔夫·艾姆斯，他可能已经找到玫瑰安的凶手，但那人认识布兰登，知道他的家人，也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他请求增派支援，因为他想在那个嫌疑人逃脱之前将其抓获。这个担忧既实际又关乎个人——案件已经从旧档案和证词，发展到布兰登认为迫在眉睫的危险。

一辆雷克萨斯重新驶上公路时，布兰登用自己的雪佛兰萨博班将它逼到路肩。他随后发现，驾驶座上的人是盖尔·斯特赖克，而不是拉里·斯特赖克。尽管理智上应当留在车旁等候支援，布兰登却意识到此事与自己有关——盖尔曾试图杀死他，而他决心追上她。他穿过一片桉树林，气喘时放慢脚步，开了五枪。随后他倒下，以为盖尔终究还是击中了自己。

布兰登在心脏病发作后生还。布莱恩·费洛斯和亚利桑那州公共安全部警员卡西·唐斯找到了他；唐斯的巡逻车上有一台除颤器，她让他的心脏重新跳动起来。现场原本已有一架直升机在处理碎石卡车事故，随后将布兰登送往医院。一名驾驶本田车的女子在事故中遇难。有人告诉他，他很幸运，但布兰登并不这样看待结果——他仍然把注意力放在斯特赖克夫妇身上。他的结局保留了贯穿他重返工作的矛盾——他重新找到了人生目标，但身体状况和对手也给他设下了无法仅凭意志消除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