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茨·洪卡

金手套

弗里茨·洪卡是一个贫穷、身体受损的男人,对爱情与认同的渴望在圣保利的酒吧里逐渐成形,并以毁灭性的后果表现为他对女性施加的控制。酒吧常客称他为菲特,也叫他“歪子”;他在对温情的繁复幻想与残暴的支配行为之间游移。他谋杀四名女性,因此被判有罪并获刑15年,之后遭到精神科拘禁,最终以新名字被转入一家养老院。

身份与圣保利的生活

1974年2月,凌晨三点时,洪卡已经在圣保利金手套酒馆里待了十二个小时,坐在那张呈直角的柜台短边旁的惯常位置上。他身材矮小,身形歪斜,面容凹陷,双手硕大。在酒吧里,他长时间对身旁的赫尔穆特·贝格尔说话;贝格尔绰号“尸体”,曾因谋杀罪服刑,常常几乎处于昏睡状态。洪卡讲述自己爱过的一个女人、她身上的香水,以及她腹部那颗独特的痣;在这个场景中,这段往事显露为一段他无法放下的记忆。

“菲特”这个绰号是他少有的骄傲来源。他不记得是谁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也不知道原因,但因为从前从未有过绰号,他把它视为一种殊荣——在酒吧的社会秩序中,即使是个二等绰号,也几乎像个贵族头衔。他那张歪斜的脸让他难以露出完整的笑容,但这个名字短暂地让他觉得自己或许是个特别的人。这种渴望得到认同的心情,也反复出现在他私下的信念中——他自认特别,只是尚未意识到这一点;而生活所包含的,远不止眼前所见。

洪卡的社交世界也受到饮酒、孤立与身体衰退的影响。故事将他描写为饱经摧残、日渐衰弱的人,也写到他几乎不可能吸引与自己同龄的女性。他长期寻觅年长女性,其中一些年纪大到足以做祖母;他说自己已经不在乎她们的外表。酒吧提供了陪伴和邂逅的可能,却无法消除他的孤独;一个星期三,当他感到凄惨而孤单时,他最喜欢的歌曲《《《Es geht eine Träne auf Reisen》》》正在播放。

幻想、渴望与控制

洪卡的想象力让他得以逃离自己认为贫瘠的人生。一天下午,他在快到三点时醒来,发现身旁躺着一个女人,起初想象她年轻、健康而美丽。在他想象中的另一种生活里,他自己也年轻健康,呼吸清新,并让一个皮肤光洁、牙齿整齐的女人体验到天堂般的欢愉。这种渴望令他难以自持;正如他所说,他总是在盼望奇迹。当那个女人发出带着痰音的呼噜声,而他认出她年老体弱时,想象中的场景便撞上了身旁真实的身体,顷刻破灭。

幻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并未使他走向温柔。那个女人起身后又回来,洪卡便决定这次要更进一步——奴役她。他想象她替自己干活、交出钱财、打理好住处,并揣摩他的每一个愿望。他告诉她可以在这里住几天。这段经历将救助与陪伴的言辞转化成剥削计划——在他的构想中,这个女人的存在成了供他役使和控制的手段。

之后,他向格尔达·福斯出示一份书面声明,明确表达了这种控制。文件声称,她从未过得这么好;洪卡比她更清楚什么对她有益;而他做什么,她都表示同意。文件还要求她放弃拥有或表达意见的权利,并在有机会时把女儿罗西带来。声明被写成由格尔达自愿作出并签署,但其内容记录的不是独立选择,而是洪卡支配她的条件。他把纸折了几次,锁进橱柜里,将这份书面声明当成她的自由已被剥夺的证明。

谋杀与定罪

1975年7月17日,消防员在汉堡蔡斯街74号扑救火灾时,于阁楼的一处储物空间发现人体遗骸。遗骸显示发生过一起杀人案。40岁的夜班看守洪卡很快成为嫌疑人。在沉默数日后,他于7月29日向侦探彼得·泽勒和汉斯-彼得·温特曼供认。

判决记载,洪卡在汉堡的住处杀害了四人——理发师格特劳德·布罗伊尔于1970年底被勒死;家庭主妇安娜·博伊舍尔于1974年10月遭到殴打和扼颈,喉咙也被割开;妓女弗里达·罗布利克于1974年12月初被勒死;另一名妓女鲁特·舒尔德则于1975年1月被勒死。法院指出,洪卡被判有罪,并已供认杀害这些女性,其动机可能是满足性欲。这些并非只发生在酒吧里、停留于侮辱性言谈或支配幻想中的行为——最终,他在自己的住处毁掉了四条生命。

在汉堡州法院的审判中,检方以四项谋杀罪起诉洪卡。他的律师罗尔夫·博西主张其刑事责任能力减弱,并提到洪卡多年来严重酗酒、个人状况恶化,以及他所称的严重精神异常。法院最终认定他一项谋杀罪和三项故意杀人罪(非谋杀罪)成立,且每起犯罪时他的刑事责任能力均有所减弱。法院判处他总计15年监禁,并命令将他送入精神病院。

拘禁与以彼得·延森之名生活

1993年5月,在官员考虑以另一个名字将洪卡转送至另一联邦州后,他同意改名为彼得·延森。他随后被转入波罗的海沿岸沙尔博伊茨的一家养老院。那里仍然禁止饮酒。在为期两个月的试住期间,他适应良好,状况也有明显改善;他严重的退缩与衰退有所减轻。不过,一开始他仍只在当地活动,无法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邻近城镇。在一次个人聆讯中,他积极评价自己在那里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彼得·延森安静地住在一间单人房里,主要只在用餐时离开房间,天气好时也会外出。他的身体活力继续衰退。他常抱怨呼吸困难,医生认为他明显未老先衰,预期寿命有限,几乎已没有性兴趣。他的器官疾病和极度虚弱的整体状况都需要接受医疗照护。1997年,他认定工作人员正试图毒害他,声称夜间有毒气体正从排水管和灯罩进入他的房间。耐心倾听一度能让他平静下来,但最终也不再奏效。现有记述以这种日益加重的猜疑告终,并未报告他死亡或获释。

叙事意义

洪卡的刻画围绕着一种反复出现的冲突展开——那个许诺带来新生、存在于想象中的女人,最终让位于他试图占有的真实之人。他记忆中恋人的香水,以及后来对年轻美丽伴侣的幻想,都显示出他对理想化邂逅有多么强烈的渴望;而奴役格尔达的计划和那份书面声明,则揭示了他如何以暴力把这种渴望转化为支配他人的权力。这种对比并不能为他的行为开脱,而是让人看清他梦想被爱的愿望,与他试图凭借胁迫确保他人服从之间的距离。

“菲特”这个绰号短暂地给予了他所缺少的归属感,而酒吧里流行绰号、评断他人的文化,则把人简化成便于流传的标签。在这样的环境中,洪卡希望自己与众不同的念头和他对奇迹的想象,仍只是脆弱的自我安慰。他后来改名为彼得·延森,改变了名字与生活环境,但对他隐居生活和迫害恐惧再度出现的记述,并未提供事情已简单解决的证据。他的人生轨迹反而将孤独与自我塑造连结到支配、谋杀,以及法院判定其法律责任后仍持续的机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