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索拉医生
骨骸遗产萨拉索拉医生是一位资深精神科权威,他对监狱治疗的监督使他成为阿玛娅·萨拉萨尔调查一系列暴力罪犯及其留下相同自杀讯息的案件的核心人物。现有证据证实了他的职务和权限;至于他是否涉案,仍是调查中的疑问,而非已经证实的结论。
精神科权威与嫌疑
萨拉索拉是精神科主任,并非发生谋杀案的诊所院长。阿玛娅指出,受害者曾去找他,而且两人关系紧张;他反驳说,敌意是单方面的,凶杀发生在停车场。阿玛娅回应称,他的职务仍然重要——作为精神科主任,他有权批准外部治疗,包括在监狱提供的服务。萨拉索拉证实,这项职责确实由他负责。
调查将这项职权与一个令人不安的反复现象联系起来——至少有两名接受过萨拉索拉治疗的囚犯曾杀害女性,后来又自杀,并留下相同的独特标记。阿玛娅追问他,是否知道并鼓励招募患有精神疾病的囚犯,尤其是那些案情具有某种特殊研究价值的囚犯;又或者,贝拉斯特吉才是真正的精神科负责人。萨拉索拉解释说,诊所的政策是挑选被认为有研究前景的精神科患者,工作人员受命找出可能推动知识进步、改善患者及其家人生活质量的病例。这一公开理由使研究与所谓培养暴力罪犯之间的界限,成为调查中一个尚未解决的核心问题。
罗萨里奥案的关联与案件证据的局限
在阿玛娅直接质问萨拉索拉之前,弗朗茨医生曾提出另一种理论,推测他可能参与了罗萨里奥逃离诊所一事。弗朗茨认为,萨拉索拉操纵了事态——一名访客曾现身,药物一直藏在罗萨里奥床脚的床腿里,而萨拉索拉恰好在适当时机赶到并带走了她。他无法指出这样做有什么可信的目的,只猜测萨拉索拉要么精神失常,要么因渴望声名而判断失准。阿玛娅起初认为这一说法牵强,理由是萨拉索拉太熟悉诊所,不可能悄无声息地进入,而且尚无证据表明他与该机构之间存在任何关联。
这种怀疑态度很重要——随着调查范围扩大,小说仍将怀疑与证据区分开来。阿玛娅后来将注意力转向萨拉索拉确实拥有的监狱精神科治疗管理权,并质问这项权力是否与反复出现的罪犯模式有关;然而,关于罗萨里奥的指控仍只是弗朗茨的推断,并非对萨拉索拉动机或行为的确凿解释。
疑似操纵者与犯罪标记
指向某个隐藏操纵者的案件依据,在于一些细节表明,这种反复出现的标记与谋杀行为本身并不相同。拉蒙·基拉尔特承认杀害妻子,却否认截去她的手臂;一张牢房墙壁的照片显示,他用牙刷柄在墙灰上刻下了“塔尔塔洛”一词。阿玛娅将其与洛格罗尼奥女性遇害地凶手留下的相同字样作比较,并指出,不寻常的拼写和笔迹似乎都再次出现。在她看来,施暴者的暴力行为、药物滥用以及与受害者的关系,都符合常见模式;而死后截去同一只手臂,以及肢体失踪,却并非如此。
哈松·梅迪纳的案件让这一区分变得更加棘手。他承认强奸并勒死了霍安娜·马尔克斯,之后还亵渎了她的尸体,但被问及失踪的手臂时,他显得困惑。他曾离开现场去拿绳子,打算模仿自己读过的一起罪案;等他回来时,手臂已经不见了。阿玛娅推断,梅迪纳的行为出于冲动,事发时一定有另一个人恰好在场,或许还跟踪着他。这种关于某个罪犯辨认并操纵暴力男性的推断,令围绕萨拉索拉医生的怀疑在调查中具有分量,但这种模式和萨拉索拉所拥有的权限,并不能证明他就是操纵者。
例外、未能关联的案件与模式的局限
随着调查范围扩大,阿玛娅又发现两名出生于山谷、后来被伴侣杀害的女性,一人在毕尔巴鄂谋杀案发生地遇害,另一人在布尔戈斯遇害。她们的死讯曾刊登在山谷殡仪馆的讣告中,但现有记录无法证实两人的尸体是否遭到肢解。这些案件扩大了调查范围,却没有证实她们与其他案件之间存在截臂标记这一联系。
霍安娜·马尔克斯也使这种模式变得复杂。与阿玛娅拿来比较的其他女性不同,霍安娜并非出生于山谷,而是在去世时住在那里;她的继父哈松·梅迪纳没有已知的暴力史,也不符合其他凶手的特征。阿玛娅注意到这些罪案之间的相似之处,但也将这些差异视为证据,说明仅凭相似性无法确定是谁截去了手臂,也无法确定其动机。这一区分意味着,萨拉索拉对监狱治疗的管理权仍与调查有关,但并不能证明他挑选、指使或影响过任何一名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