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披露白宫录音系统

总统班底

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披露白宫录音系统,改变了水门调查的走向,因为这揭示了涉及理查德·尼克松的谈话可能以录音形式留存,而不仅仅存在于回忆或相互矛盾的证词之中。这一发现始于一个关于冷僻职务名称的问题,在一场不情愿的访谈中浮出水面,最终在巴特菲尔德于参议院水门事件特别委员会作证时传遍全国。总统职位内部一个隐秘的机制,成了潜在的证据来源,也成为危机的新焦点。

访谈背后的线索

巴特菲尔德进入调查视野,起因是一名工作人员不清楚,为什么他在H·R·哈德曼办公室的职责被称为“内部安全”。参议院水门事件特别委员会的调查人员也不知道这个职务名称意味着什么。该工作人员建议采访巴特菲尔德,随后表示会把这个想法提交给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塞缪尔·达什。达什起初把此事搁置;工作人员再次催促后,达什批准于1973年7月13日星期五进行访谈。

这个问题出现时,调查已经追查了隐匿的竞选资金,并对水门行动的责任归属提出质疑。此前的一篇报道提到一个由约翰·米切尔的主要助手掌控的特别账户,其中有30多万美元,用于敏感的政治项目;报道还称,账户记录已被销毁,休·斯隆则因心存疑虑而辞职。斯隆后来描述了一套惯例——他致电司法部的米切尔,并获得分发款项的授权;这类电话从1971年开始。这些发现有助于梳理资金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链,但调查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当事人对所做之事及知情者的陈述。巴特菲尔德的访谈将揭示另一类调查线索——一个可能留存谈话本身的录音系统。

不情愿的证人与私下披露

7月14日星期六,伍德沃德在家中接到委员会调查工作人员一名高级成员的电话。来电者向他道贺,并说委员会已经采访了巴特菲尔德,对方把整件事都说了出来。伍德沃德问这是什么意思,工作人员回答:“尼克松给自己装了窃听器。”这句简短的话点出了令人震惊的关键——总统自己的谈话一直受到录音系统监控。

这场访谈起初并非为了公开披露如此重大的消息。现场只有初级工作人员在场。询问过程中,有人读出约翰·迪恩关于4月15日与尼克松会面的证词摘录。迪恩回忆说,尼克松站起身,走到椭圆形办公室所在的行政办公楼办公室一角,在他的椅子后方,低声谈起自己曾与查尔斯·科尔森讨论过对E·霍华德·亨特给予宽大处理。迪恩说,他当时怀疑房间里可能装有窃听器。这段证词引发了进一步提问,使录音系统的存在浮出水面。

巴特菲尔德并不情愿。他明白这大概是尼克松最不愿公开的一件事,而调查人员在信息浮出水面之前对他施加了压力。知晓该系统的人为数不多——尼克松、哈德曼、拉里·希格比、亚历山大·黑格、巴特菲尔德,以及负责维护系统的特勤局特工。巴特菲尔德称,就连亨利·基辛格和约翰·埃利希曼也不知道此事。当时,这项披露严格属于不公开内容。

记者的暂缓与公开作证

这一发现立即给记者带来了一个问题,而且不仅仅是如何确认系统确实存在。他们担心,披露消息后可能有人伪造或篡改录音带,意图为尼克松及其同僚开脱。他们还考虑到,尼克松既然知道谈话会被录音,是否可能诱使迪恩或其他参与者说出有罪的的话,同时又保留声称自己不知情的余地。因此,录音的存在带来了证据的可能性,却不能单凭这一点确定应当如何解读录音,或录音是否可信。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决定暂不立即追踪报道此事。

参议院委员会的行动更快。星期六的电话之后那个星期一,巴特菲尔德虽不情愿,仍在全国电视转播的作证中讲述了录音带的情况。于是,原本向一小群调查人员作出的非公开披露,成了公众知晓的消息。这一转变意义重大——委员会掌握的线索不再只是私下调查中的发现,总统录音的存在也不可能再被当成只有少数工作人员知道的未公开细节。

报道过程也赋予了这一发现独特的力量。委员会最初的问题涉及一个人事职务名称;为澄清该名称而进行的访谈,却揭露了一个只有总统身边少数人知晓的系统。伍德沃德从一名调查人员那里获悉结果,而委员会的电视转播则将巴特菲尔德不情愿的陈述传到了全国。消息从行政细节,经由保密证词,最终产生公开的政治影响;记者并不是最先刊发此事的人。

录音带带来的改变

这项披露并未证明任何特定录音的内容,也没有仅凭这场访谈就解决有关水门事件的指控。其重要性在于揭示了一份潜在记录,可用来比对证词与否认。录音带也带来了新的弱点——总统谈话可能与调查相关,参议院委员会和特别检察官也可能要求查阅。一个隐秘的录音做法,使总统证据问题立刻成为制度层面的难题。

同年晚些时候,相关后果开始显现。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传唤了九盘总统录音带。尼克松解雇了考克斯;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及其副手威廉·D·鲁克尔斯豪斯辞职。在随之而来的公众压力和法院命令下,尼克松交出了七盘录音带,而他的律师则称另外两盘从未存在。这场围绕录音带的对抗并未发生在巴特菲尔德作证之时,却源于他的证词公开的事实——总统谈话曾被录下,而且可能作为证据被要求提交。

第二天早上,本·布拉德利对编辑部说:“这可不只是优良而已。”这句话道出了有用的报道与改变调查规则的重大披露之间的区别。在巴特菲尔德作证之前,调查人员寻找能够描述决策与行动的人;之后,他们也有理由追查一份在白宫内部制作的记录。这项披露并未回答水门事件引发的所有问题,却使答案可能存在与谁有权听取这些答案的争斗,成为这场丑闻核心戏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