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美国反对介入欧洲战争的孤立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孤立主义，是一场围绕美国能否通过拒绝提供援助、避免更深地卷入海外冲突来确保自身安全的政治争论。在有关哈里·S·杜鲁门的史料中，孤立主义并非已成定论的全国共识，而是围绕中立、军事准备，以及援助抵抗纳粹侵略的国家展开的斗争。杜鲁门本人的立场，从早年投票支持中立法案、出于政治考量与贝内特·克拉克结盟，逐渐转向公开反对孤立主义并支持援助英国。

中立与政治盘算

1939年，随着阿道夫·希特勒的广播演说和德国的军事推进使杜鲁门对局势愈发忧心，他开始敦促美国采取更强硬的应对措施。他曾投票支持1936年《中立法》，但此时认为那是个错误。他呼吁召开国会特别会议修订该法，称中立已不合时宜，并敦促解除武器禁运，以免美国拒绝向抵抗侵略的国家提供武器。10月，他形容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约瑟夫·斯大林和贝尼托·墨索里尼重返了“穴居人式野蛮”的行事准则。他还与詹姆斯·F·伯恩斯一起，敦促增加国防拨款、立即扩充陆军，并建立一支“首屈一指”的海军。

这种逐渐形成的立场，与杜鲁门在1940年初的选举策略并不协调。2月3日正式宣布竞选连任联邦参议员时，他反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谋求第三个总统任期，并表明自己支持贝内特·克拉克出任总统。克拉克是保守派孤立主义者；书中将杜鲁门的表态描述为争取密苏里州东部支持、向罗斯福表达不满的一种努力。然而，杜鲁门反对总统连任第三届是出于真心——他认为，民主制度不应依赖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或健康。这一事件揭示了关于政治继任的原则立场与参议院竞选中的妥协之间的差别；也表明杜鲁门曾与一位政治人物结盟，而对方后来在外交事务上的立场与杜鲁门逐渐形成的判断相冲突。

援助英国之争

到1940年底，随着战争局势恶化，干预与孤立主义之间的冲突愈发难以与战局分开。12月29日，伦敦遭受迄今最猛烈的轰炸之际，罗斯福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民主兵工厂”演说的讲话。他呼吁大规模生产，为遭受纳粹攻击的国家提供物资。1941年1月6日，杜鲁门听到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支持四大自由的另一篇重要演说——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杜鲁门认为，那是罗斯福状态最佳的时候。

拟议中的《租借法案》计划将以赊账方式向英国提供武器，使这场分歧直接进入国会。伯顿·K·惠勒、阿瑟·范登堡、贝内特·克拉克、杰拉尔德·P·奈和罗伯特·塔夫脱都表示反对，称该法案是在引导美国走向战争。惠勒警告说，这会“让每四个美国男孩中的一个被送上战场”。克拉克反对援助英国，主张美国应自卫；如果希特勒征服欧洲大陆，美国就不该把物资花在欧洲。杜鲁门认为这些论点目光短浅。他多次投票反对旨在限制罗斯福执行《租借法案》权力的修正案，使他对孤立主义的反对不仅体现在公开演说中，也落实为立法行动。

军事准备与上一场战争的教训

杜鲁门支持援助，是更广泛主张的一部分——美国的安全需要在危险逼近本土之前做好准备。他任职于军事事务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军事小组委员会，并于1941年9月投票支持美国首次在和平时期实行征兵。到12月，国防合同金额已超过100亿美元。乔治·C·马歇尔将军请求国会建立一支200万人的军队，并追加10亿美元，称这笔钱仅仅是个开端。如此规模的请求，使孤立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更加突出——军事准备究竟是防止战争的保障，还是走向战争的不必要一步。

1942年夏天，战争已经爆发，杜鲁门在参议院发言席上呼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苏联的压力，并称之为军事上的必要之举。他在杰克逊县演讲时，将这场新战争描述为1917至1918年冲突的悲剧性延续。在他看来，上一场战争的胜利者未能缔造保护后世的和平，“孤立主义精神”助长了更严重灾难的发生。他的论点表明，不参与本身也是一种会产生后果的选择——他认为，胜利后拒绝采取行动并未保住和平，反而留下了再次爆发战争的条件。

从战时争论到战后政策

书中后续的事件将杜鲁门在战时对孤立主义的反对，置于他持续致力于国际交往的背景之中。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听取了阿弗雷尔·哈里曼的警告——苏联控制波兰和罗马尼亚，正威胁政治自由。哈里曼认为，双方作出让步，仍有可能与苏联建立可行的关系。杜鲁门承认，与约瑟夫·斯大林达成完全一致并不现实，但表示只要能实现85%的合作，他就会满意。当他就悬而未决的波兰问题向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交涉时，他提到参议院可能否决美国加入联合国的风险。这一幕呈现的国际合作并非没有分歧，而是在外国局势与国内支持的双重压力下努力追求的目标。

1947年，政府考虑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时，杜鲁门召集国会领导人到白宫开会。乔治·C·马歇尔警告说，苏联的支配可能扩展至欧洲、中东和亚洲，并将选择描述为积极行动，否则就会坐失良机。杜鲁门对此表示强烈赞同。这一较晚时期的做法，与战前主张美国可以安全置身事外的观点形成对照——两种情况下，问题都是不作为究竟能保护美国，还是会让危险扩大。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孤立主义不仅记录了国会反对援助的情况。通过杜鲁门立场的转变，以及他后来为维持海外合作所作的努力，它也成为一种警示，说明他认为把退避误当成安全可能带来政治与战略上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