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即将完成及其后果的不确定性

原子弹即将完成及其后果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并非一个尚无答案的技术问题。它涉及这种武器能否奏效、破坏力有多大、是否应对日本使用，以及它的存在可能对文明和与苏联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哈里·S·杜鲁门面对这些问题时，继承的是一个高度保密的计划——连负责监督该计划的参议员都几乎不知情，而它的科学与政治后果也无人能够准确估量。

保密状态下的认知

杜鲁门得知这一计划的过程，始于零散信息，而非完整说明。担任杜鲁门委员会主席期间，他注意到一个庞大秘密工程留下的令人费解的迹象，其中包括与曼哈顿计划有关、无法解释的巨额开支。1943年6月17日，他给亨利·L·史汀生打电话；史汀生告诉他，只有少数人知道这项研发工作，而且它有一项具体而独特的用途。杜鲁门接受了史汀生的保证，没有追问更多细节。到了7月，杜鲁门已了解到这项工作的基本性质，但还不知道其全部规模。刘易斯·施韦伦巴赫询问杜邦公司在汉福德附近、沿哥伦比亚河征用大片土地一事时，涉及面积近五十万英亩；杜鲁门写道，没有理由担忧。这一事件表明，即使工程的实际占地规模日益庞大，保密措施仍可能使一位资深参议员仅掌握部分信息。

此前的无知，使杜鲁门就任总统后收到的简报尤为重要。1945年4月25日，史汀生独自来到美国总统官邸；计划的军事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则由侧门悄然进入。史汀生递给杜鲁门一份刚刚准备好的备忘录，开篇警告说，美国可能在四个月内完成一种足以摧毁整座城市的武器。这一警告使问题迫在眉睫，却没有解答核心疑问——武器是否能完成仍未可知，原子弹尚未经过测试，其最终影响也仍然未知。

随后，格罗夫斯提供了一份约二十五页的报告，说明计划的进展、流程和问题。杜鲁门读了报告并提出问题，但现存记载没有说明他具体问了什么。据格罗夫斯说，杜鲁门并不在意已经花费的巨额款项，并明确表示接受该计划的必要性。史汀生也回忆说，杜鲁门理解自己担任参议院委员会主席期间为何没有获知此事。因此，这次简报弥补了杜鲁门认知上的一个空缺，却并未使他能够掌握随后将发生的一切。

威力仍未知的武器

工程的规模加深了已取得的进展与可确定的情况之间的不平衡。曼哈顿计划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科学工业工程，耗资20亿美元，历时不到三年，参与人数约为二十万。保密措施极为有效，大多数参与者只对工作内容有模糊了解；包括麦克阿瑟和切斯特·尼米兹在内的高级军方人物，也被排除在核心机密之外。工程由格罗夫斯领导，归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负责；计划启动的部分原因，是担心纳粹德国正在研发类似武器。这种担忧有助于证明采取极端保密和加快进度的合理性，但在原子弹首次试验之前，德国战败已改变了当时的局势。

美国和英国共同参与了计划的技术与科学工作，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由华盛顿指挥并出资的工程。它也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留下的遗产——罗斯福曾亲自支持该计划，但没有给杜鲁门留下成文政策，只留下一份与温斯顿·丘吉尔达成的简短协议。协议暗示，在经过周详考虑后，这种武器可能会用于对付日本，并警告说，轰炸将持续到日本投降为止。但协议没有说明怎样才算经过周详考虑、什么样的目标可以接受，也没有决定战后应如何处置这种新武器。

最基本的技术疑问仍未解决。格罗夫斯报告说，首次试验要到7月初才能准备就绪，当时没人能断言原子弹是否会奏效。即使是对爆炸威力的估算，差异也很大——科学小组的预测从相当于两千吨到两万吨三硝基甲苯不等。不确定性并不只是爆炸规模较小或较大的区别。史汀生担心，这种武器可能改变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并影响文明的未来。他认为，这可能是一场人类与宇宙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既可能导致文明毁灭，也可能使文明臻于完善。没人能够确定哪一种未来更有可能出现。

试验前的决策

有关日本的决策与常规入侵计划同步发展，但起初并未与后者合并考虑。杜鲁门在日记中把选择描述为——入侵日本本土，还是对其进行轰炸和封锁；他称这是自己迄今最艰难的决定。日记没有提及原子弹计划。6月18日，美国总统官邸举行入侵计划会议时，也无人提到原子弹。乔治·C·马歇尔将军提出分两个阶段发动入侵，第一阶段于11月开始，目标是九州；该岛距冲绳仅350英里。他警告说，这次行动将与诺曼底登陆同样艰难，并估计头三十天会有约三万一千人伤亡，同时承认伤亡人数难以预测。约翰·J·麦克洛伊认为，讨论过程仿佛原子弹并不存在。这种反差表明，决策者仍在权衡入侵可预见的代价，而武器能否投入使用及其效果仍不确定。

史汀生的担忧也不限于眼前的军事抉择。6月6日，他告诉杜鲁门，B-29轰炸机的燃烧弹空袭造成的破坏令他不安；由于日本工业设施分散在工人住宅周围，已不可能再实施精确轰炸。因此，原子弹问题是在一种工业目标与平民生命已难以区分的背景下出现的。人们必须把新武器可能带来的军事优势，与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城市遭受的破坏程度一并考虑。

临时委员会在5月31日和6月1日于华盛顿五角形军事总部大楼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委员会及其科学顾问讨论了原子弹的使用、与苏联的关系，以及是否邀请苏联科学家观察首次试验的可能性。与会者否决了这一提议，并同意加快生产和研究以保持优势，同时继续努力改善与苏联的政治关系。委员会一致建议尽快对日本使用原子弹，选择周围有工人住宅或其他易受破坏建筑的军工厂作为目标，以造成强烈的心理影响，而且不作预警。詹姆斯·F·伯恩斯向杜鲁门报告了这些结论；据伯恩斯后来回忆，杜鲁门不情愿地表示同意，因为他想不出其他办法。这些建议把不确定性转化为一项拟议行动，但并未消除这一行动所依据的种种未知因素。

异议与未解的道德问题

曾参与铀同位素分离工作的工程师奥·西·布鲁斯特在一封信中，对计划所处局势的变化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应。他认为，只要德国仍构成潜在威胁，竞相研发这种武器就似乎有其必要；德国战败后，他则主张停止计划。他提议在日本展示一枚原子弹，随后停止进一步生产核材料。他担心，与其引发不受约束的原子材料生产竞赛，不如接受对日战争中更多的伤亡。他的呼吁使未来的军备竞赛成为眼前决策的一部分，而非遥远的后续问题。

杜鲁门是否读过布鲁斯特的信，无从得知。信件送到了美国总统官邸，之后被退回，档案中没有记载总统对此作出任何反应。这封信带来的不确定性本身就很重要——现有记录无法确定这一论点是否影响了杜鲁门的想法。他现存的6月3日日记没有提供多少解释，只写道自己这几天一直忙得不可开交。后来，他承认自己明白原子弹爆炸会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和伤亡。证据表明他意识到了可怕的后果，却没有完整说明他当时如何权衡这些后果。

史汀生也敦促杜鲁门不要只看到这种武器能够缩短战争。他希望成立一个特别遴选委员会，研究这种新力量的影响并向总统提供建议；杜鲁门授权他着手办理。在之后的委员会会议上，史汀生警告说，原子弹不只是一种新武器，更是一场革命性变革，其后果可能关系到文明的命运。预测、来信和委员会的讨论由此揭示了同一不确定性的不同层面——原子弹在物理上能造成什么后果、军事上能否证明使用它是正当的，以及使用它将开创什么先例。

不确定性的状况

这一事件最显著的特征，是杜鲁门肩负的责任增长得比现有确定性更快。他继承了一个庞大且高度分隔保密的计划，听取了史汀生严峻的警告，并得知武器可能在数月内准备就绪。然而，首次试验尚未进行；爆炸威力的估算相差一个数量级；科学家估计苏联可能还需三至五年才能研制出原子弹，而格罗夫斯个人认为甚至可能要二十年。即使这一计划源于对纳粹德国进展的担忧，也无法回答德国战败后美国应该怎么做。

证据并未把不确定性说成不作为的借口，也没有证明当时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唯一替代方案。它所呈现的是——在压力之下，决策仍在作出，而技术预测、军事计算、外交假设和道德警告都尚无定论。临时委员会建议不作预警便使用原子弹；布鲁斯特主张先作展示、随后停止生产；史汀生则要求持续研究这种武器更广泛的影响。杜鲁门已授权开展这项研究，但无论怎样调查，都不可能在决策迫在眉睫之前完全知晓其后果。因此，不确定性既是总统决策所处的现实状况，也是原子弹最初产生的政治影响之一——它迫使政府在尚不知道这种武器将帮助创造怎样的世界时，就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