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托马斯·B·诺顿

小托马斯·B·诺顿是主持沃尔特·麦克米利安案件定罪后程序的巡回法院法官。1992年5月19日，他限制了第32条听证会的时间，并在一份聚焦拉尔夫·迈尔斯证词的简短裁定中驳回救济请求；他的作用由此变得举足轻重。这一事件展现诺顿的方式，与其说是通过他的私人动机，不如说是通过他具体行使司法权力的方式——控制听证会的范围、法庭的出入，以及对证据所能证明之事的书面记述。

司法角色与行事方式

在此前的诉讼程序由其他法官主持之后，诺顿成为负责麦克米利安案件的新法官。第32条听证会临近时，他已对辩护团队一再索取警方和检方档案感到厌烦。辩方此前已发现大量有利于被告的材料，并认为还有其他未披露的证据。布莱恩·史蒂文森估计，在辩方第九次或第十次要求提供更多记录后，诺顿称这种做法是在漫无边际地搜寻。史蒂文森怀疑，诺顿安排最终听证会，部分是为了让这起争议不断、错综复杂的案件从自己的案卷中了结；这是律师对法官意图的解读，并非诺顿在案卷记录中陈述的理由。

关于所需时间的争执，揭示了原审与定罪后调查之间的差异。诺顿询问辩方需要多久时，史蒂文森要求一周。诺顿认为这个估计不符合第32条听证会的实际情况，并指出麦克米利安的审判只持续了一天半。史蒂文森回答说，此案非同寻常，涉及数名证人。诺顿随后将听证会定为三天，并告诉他，如果辩方在这段时间内、经历了周围所有风波之后仍无法证明自己的主张，那辩方就没有什么可证明的了。这番交锋在证据尚未开示之前就设下了明确的程序限制，也使法官对这场争执的不耐烦成为听证会氛围的一部分。

法庭上的表现

诺顿的权力也影响了谁能旁听。听证会开庭时，麦克米利安的支持者挤满了旁听区——他的家人、案发当天参加过炸鱼聚会的人、辩方采访过的社区成员，以及萨姆·克鲁克和他的团体。明妮和阿米莉亚也在场。诺顿走上法官席时，以黑人为主的人群起立，随后坐下；他们坐定只用了几秒，却似乎令他不悦。这一幕将法官对法庭的控制，与前来支持麦克米利安的社区成员的显著在场并置起来。

第二天，法庭内的局面发生了变化。金属探测器和一只德国牧羊犬被安置在法庭入口内，支持莫里森一家和检方的年长白人占据了许多前一天由麦克米利安支持者坐过的座位。史蒂文森得知麦克米利安的家人和支持者被告知不得入内后，便前往诺顿的办公室提出异议。诺顿翻了翻白眼，告诉他，他的人得早点到。史蒂文森回答说，问题不在于他们到得晚——他们被告知不能进来。现存记述没有记录诺顿听到这番纠正后如何回应。但记述表明，他起初将一方支持者据称遭到限制一事当成来晚了的问题，尽管检方的支持者已获准入内。

第32条裁定

听证会结束几天后，鲍德温县一名书记员打电话给史蒂文森，询问传真号码，以便发送诺顿的裁定。传真机只送出了三张纸。尽管史蒂文森早已预料到诺顿可能驳回救济请求，他仍对裁定如此简短感到担忧。在他看来，法官似乎没有认真关注麦克米利安有罪还是无罪这一核心问题，倒更像是先前判决的看守人，而不是准备推翻既有判决的法官。

这份裁定长两页半。它讨论了迈尔斯的证词，却没有处理辩方提出的其他法律主张，也没有提及十多名其他证人的证词。裁定没有引用任何判例。诺顿承认，迈尔斯已撤回其审判证词中大部分、甚至可能全部相关部分，随后考虑迈尔斯究竟是在审判时还是在听证会上撒了谎。裁定列出了一系列考量因素，包括迈尔斯的神态；他了解事实的机会；他对最初作证和撤回证词所陈述的理由；两次陈述前后可能受到的外部压力；可能支持任一说法的行为；他的证词与其他证据之间的矛盾；以及他是否可能知道自己所描述的事实。

列出这些考量因素后，诺顿得出结论——其他因素并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迈尔斯在原审中作了伪证。他援引了审判结束后可能使撤回证词失去可信度的压力证据，并表示，无论审判记录还是撤回证词，都没有将迈尔斯置于案发时犯罪现场之外。因此，他认定迈尔斯的审判证词未被证明是伪证，并驳回了麦克米利安的救济请求。史蒂文森指出，检察官汤姆·查普曼曾称迈尔斯是在压力下撤回证词，却没有为这一说法提供任何实际证据；这是辩方难以理解该裁定的原因之一。

在麦克米利安案件中的意义

诺顿的裁定没有像辩方所希望的那样，对更广泛的证据记录作出全面处理。裁定将重点放在迈尔斯撤回证词是否证明他作了伪证，因而没有讨论其他证人和法律主张。裁定的简短和关注范围狭窄之所以产生重要影响，不仅因为它们体现了司法风格，更因为救济请求被驳回意味着麦克米利安的案件必须继续进入上诉程序。史蒂文森曾提醒麦克米利安及其家人，即使在出席者认为结果积极的听证会之后，仍可能需要上诉法院介入。

现存记述无法确证诺顿的私人看法，也未能在其裁定所保留的理由之外解释他为何作出这一决定。不过，记述确实将他的裁定置于这样一场诉讼之中——辩方的准备时间受到限制，一再要求提供未披露的档案，并抗议法庭出入受到不平等对待。诺顿对档案申请的评价、他设下的三天期限、他起初对麦克米利安支持者遭排除一事的回应，以及他对迈尔斯撤回证词的处理，共同表明程序性决定如何影响实际挑战定罪的机会。诺顿在此案中发挥作用所带来的决定性结果是驳回救济请求，而非举行新审判；因此，麦克米利安对其定罪的挑战在这一阶段仍未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