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查普曼

汤姆·查普曼担任门罗县地方检察官，他在沃尔特·麦克米利安案中的角色变化，展现了一条从期待改革，到抵制，最终同意撤销指控的曲折道路。查普曼曾任刑事辩护律师，在泰德·皮尔逊长期任职后当选；起初，布莱恩·史蒂文森认为，他或许能为重新审查一项建立在不可靠证据之上的定罪打开局面。达内尔·休斯顿这名不在场证人因反驳州方说法而被控伪证罪，这一希望由此受到考验；后来，查普曼又帮助捍卫麦克米利安的定罪。然而，在最后一次听证会上，他加入了撤销所有指控的动议，使检方的起诉就此结束。

任职与最初的希望

泰德·皮尔逊长期任职后，查普曼接任门罗县地方检察官。对希望地方执法部门有所改变的人来说，他的当选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年届四十多岁的他曾谈到要使该地区的警务和检察工作现代化。一些观察者认为他有政治抱负，并猜测他可能会竞逐州级公职，但这并未被确认为他的目标。他曾任刑事辩护律师的经历，也使他有别于终身从事检察工作的皮尔逊。

史蒂文森得知，查普曼曾在凯伦·凯利早前参与的一项诉讼程序中担任她的代理律师。由于凯利与麦克米利安案有关联，史蒂文森由此认为查普曼已经了解此案的一些背景。他希望，这位新任地方检察官或许会比前任更愿意考虑一个无辜的人可能遭到定罪。查普曼最初展现的职业态度也让这种期待有所依据——两人见面时，他彬彬有礼，表现得像一位勤勉好学的律师，并安排与史蒂文森私下交谈，而不是让一群当地官员在场。

休斯顿遭控伪证与不欢而散的会面

在与查普曼会面之前，史蒂文森已提出重新审议驳回新审判动议的决定。休斯顿提交了一份宣誓书，称比尔·胡克斯的证词不实；史蒂文森正试图说服当地律师，新证据动摇了麦克米利安定罪的可靠性。事关紧迫——一旦案件进入直接上诉程序，就不能再通过审判法院的新审判程序提交新证据。

随后，休斯顿致电史蒂文森的办公室，说自己遭到逮捕并被控伪证罪。休斯顿表示，他事先既未收到警告，也未被询问；他只是被告知自己受到指控，之后便获准交保。史蒂文森认为，这项起诉是在惩罚休斯顿配合辩方，也令人担忧——质疑州方证人的人可能会受到恐吓。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先给查普曼一个解释的机会，再提出更多动议；他希望不要在两人第一次会面时就愤怒指责对方。

会面时，史蒂文森解释说，他怀疑麦克米利安有罪，也质疑这项定罪是否可靠。查普曼强调自己没有参与最初的起诉。史蒂文森确认自己既代理休斯顿，也代理麦克米利安后，查普曼提出可能存在利益冲突。接着，他说，既然法官已经驳回史蒂文森重新审理案件的动议，他或许会撤销伪证罪指控；但他同时补充说，对此案作出虚假陈述的人应当承担责任。查普曼提到动议遭驳回，让史蒂文森感到困惑；而随之而来的警告更令他震惊。这番交谈没有解决根本争议，反而暴露出休斯顿的处境已多么岌岌可危，因为他的证词威胁到了检方的案件。

捍卫定罪

查普曼之后的做法令史蒂文森失望，也粉碎了他对这位新任地方检察官会独立重新审视麦克米利安是否有罪的希望。到了阿拉巴马州第32条定罪后救济程序的听证会时，查普曼已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协助捍卫这项定罪。史蒂文森和他的调查搭档曾多次要求查普曼重启调查并独立审查案件，但查普曼和执法人员对此愈发敌对。辩方发现了大量此前未披露的有利于被告的材料，并担心还有更多证据遭到隐瞒。辩方反复索要案卷，也使其与法官的关系紧张；法官抱怨辩方是在盲目搜寻证据。

查普曼的立场使他最初带来的希望变得更加复杂；问题不只是他如今站在辩方的对立面，还在于这起案件让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继承的检方指控是否可靠的问题。现有材料并未证明查普曼参与了最初造成错误定罪的过程；他曾明确表示，自己与那场起诉无关。但材料确实显示，作为地方检察官，他帮助捍卫这项受到挑战的定罪，尽管挑战所依据的是此前未披露的有利于被告的证据；与此同时，史蒂文森仍不断要求他重新审视此案。双方的分歧，正是重新审查的可能性与维护既有结果的制度性辩护之间的冲突。

共同提出动议与案件了结

阿拉巴马州刑事上诉法院作出有利于麦克米利安的裁决后，案件回到法院，由一位新法官主持听证。法庭气氛与先前的庭审形成鲜明对比——麦克米利安的家人和支持者坐满了长椅，没有金属探测器，也没有警犬；麦克米利安身穿布莱恩·史蒂文森带给他的黑色西装和白衬衫，未戴镣铐走进法庭。法官告诉史蒂文森，她打算不作冗长辩论便批准动议，以便双方尽快了结此事。

史蒂文森陈述了案件的程序经过，并告知法庭，麦克米利安和州方都提出动议，要求撤销所有指控。由此，查普曼加入了终结起诉的动议。法官随即批准了动议。这一幕并未抹去休斯顿早先受到的恐吓、对重新调查的抵制，也没有消除麦克米利安多年遭错误监禁的事实。相反，这种突然的配合凸显出结局发生了多大变化——曾帮助捍卫定罪的地方检察官，如今同意撤销指控。

叙事作用

查普曼的经历，呈现了新任官员所带来的改革可能性与他在继承下来的案件受到挑战时所作选择之间的落差。他的当选和辩护律师经历，让史蒂文森有理由谨慎乐观；休斯顿遭控伪证罪以及查普曼对此事的回应，则使这种乐观更难维持。他后来捍卫这项定罪，使冲突持续下去；而他最终同意撤销指控，则使案件得以正式了结。

叙述并未将查普曼简化为单一动机，也未声称他最后作出的决定修复了所有伤害。相反，它展现了制度立场如何在新证据和法律进展的压力下发生变化，也说明程序上的终结可以到来，却无法抹去此前发生的一切。要释放麦克米利安，必须撤销州方提出的指控；但这并没有回答是谁杀害了朗达·莫里森。因此，查普曼在此案中的角色以一次影响重大的转变告终，却没有对所造成的伤害或尚未侦破的罪案作出完整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