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
群体的智慧香港大学是世界卫生组织为识别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病因而开展的国际合作中的十一个实验室之一。该校科学家独立分离出一种很可能的候选病毒,随后参与共同调查,确认冠状病毒是这种疾病的病因。这一事件展现的不是一位孤独发现者的工作,而是大学参与的一项集体研究;研究的速度和权威性取决于各实验室之间的开放交流。
在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调查中的作用
2003年3月,随着严重呼吸道疾病的报告从广东省传播到香港和河内,世界卫生组织组织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十一个实验室调查这种病毒。香港大学与法国、德国、荷兰、日本、美国、新加坡、加拿大、英国和中国的实验室一同加入了这一项目。从3月17日起,各实验室每天举行电话会议,并将电子显微镜照片、分析和检测结果发布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上,还定期交换病毒样本。
这项合作旨在查明疾病病因;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也在追踪疾病的传播。由于已知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识别其病原体或可促成检测方法的开发,甚至研发出疫苗。因此,对香港大学而言,这项工作是在一项共同而紧迫的调查中展开的——每个实验室都可以检验证据,同时让其他网络成员能够比较和审视其发现。
经各实验室检验的发现
3月21日,香港大学的科学家分离出一种看起来很可能是候选病原体的病毒。同一天,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也独立分离出一种病毒;在电子显微镜下,它看起来像冠状病毒——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可能性,因为冠状病毒通常会使动物患上严重疾病,但在人类身上引起的症状较轻。随后一周内,网络中的实验室在许多经诊断患有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人所提供的样本中检测到冠状病毒;德国、荷兰和香港的团队则开始对其进行测序。
香港大学早期分离出这种病毒十分重要,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证实它导致了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通过对共享样本开展平行研究、比较结果并排除其他候选病毒,相关证据才逐渐增强。4月初,在荷兰一家实验室感染冠状病毒的猴子出现了全面发作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到4月16日,也就是合作开始仅一个月后,各实验室已有足够把握宣布,冠状病毒导致了这种疾病。
集体发现与科学权威
这段叙述区分了首次发现病毒与证明病毒导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亚特兰大实验室的电子显微镜专家辛西娅·戈德史密斯最先发现冠状病毒,但因果关系的主张有赖于世界各地实验室数周的工作。香港大学是帮助检验并证实这一主张的团队之一。因此,这项发现归功于各实验室的集体工作,而不是归于某一家机构或某一位研究人员;排除其他病毒的工作也帮助缩小了候选范围。
这个网络没有一位主任来规定每个实验室应研究什么、应使用哪些样本,或应如何分工。世界卫生组织促成了各实验室的合作;实验室同意分享相关数据并每天早晨交流,但具体如何分工则由它们自行商定。这种安排让不同团队可以同时开展调查,使合作的速度和效率倍增。因此,香港大学的贡献体现了一种协调方式——共同遵循的程序和共享的信息将独立工作联系起来,却没有用自上而下的控制取代它。
这一事件还说明了科学主张如何获得公认。无论世界卫生组织何时宣布结果,冠状病毒导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这一事实都不会改变;但在科学实践中,随着其他研究人员审查并接受证据,这一主张才得以确立。共同体作出的判断,使世界各地的实验室能够以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由冠状病毒引起为前提,开始研发可能的检测方法和疫苗。香港大学的作用属于这一更广泛的过程——研究通过形成可供他人检验和使用的证据,成为共同知识的一部分。
合作的重要意义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项目展现了国际合作的广泛影响力,也凸显了研究人员日常工作关系的局限。研究人员往往与身边的同事合作;文中指出,学术研究人员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与所在工作小组以外的人共事,只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与所在大学以外的人共事。这个全球实验室网络显示,通信技术能够使跨国研究既切实可行又富有成效,同时让研究人员贡献各自不同的专长。
这项调查也表明,科学之所以是集体性的,不仅因为实验室明确开展合作,还因为研究有赖于结果的公开流通。已发表的发现和可获取的数据使其他科学家能够核查结论、提出新假设,或避开无益的研究方向。在这一体系中,香港大学早期分离出候选病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网络随后开展的检测和交流结合在一起——发现既不只是孤立的灵光一现,也不是彼此无关的观察自动相加,而是通过协调一致的审视而成为可信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