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uard Limonov与Jean-Edern Hallier的编辑合作
利莫诺夫爱德华·利莫诺夫与让-埃德恩·阿利耶的编辑合作，为他在巴黎的岁月带来了新的文学语言和新的归属感——他开始用法语写作，并进入《国际白痴》拥挤而争吵的世界。这段关系与其说是作家和编辑之间的常规合作，不如说是让他加入阿利耶那临时拼凑的团体的一场入门仪式；在拖欠账单、出版前景未卜的环境中，挑衅与热情交往蓬勃生长。
经由挑衅结识
利莫诺夫开始这段合作时，已经以愤怒和争辩闻名。他的朋友法比安娜·伊萨尔泰尔——据说是巴黎夜生活的女王——告诉他自己认识一个他应该见见的人，并安排他在巴黎圣日耳曼大道的利普啤酒店与阿利耶共进午餐。当时阿利耶刚刚重新创办《国际白痴》。这次引见让两位引人注目的挑衅者走到一起，但也为利莫诺夫提供了一个切实的机会——进入法国出版界，也进入一个不要求他收敛好斗脾性的圈子。
阿利耶的经历使他成为引领利莫诺夫进入这种表演世界的合适人选。《国际白痴》二十年前曾在让-保罗·萨特的支持下创办，是一份论战性周刊。阿利耶是这份报纸浮夸的出版人，甚至连他自己的记者都怀疑他是警方收买的挑衅者。法比安娜曾给利莫诺夫讲过阿利耶前往智利的故事——他带着据称是为反皮诺切特抵抗运动募集的钱出发，但抵抗运动始终没有收到这笔钱；阿利耶空手而归，钱的去向也一直不明。这件事让他介于坚定的作家与戏剧化的骗子两种角色之间；这种双重性有助于解释利莫诺夫为何觉得他引人入胜。
从午餐到法语写作
第一次共进午餐时，阿利耶向利莫诺夫讲了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说自己在柏林被俄罗斯子弹打瞎了一只眼；战争结束时，他的父亲阿利耶将军曾在那里服役。叙述者指出，这个说法是虚构的，并说明阿利耶会向不同的人讲不同版本。这个虚构的伤口是他吸引人的一部分——阿利耶把个人经历变成表演，而利莫诺夫进入的这段关系中，夸张并非文学生活的中断，而是它的一种手段。
尽管两人对彼此的政治关切都兴趣不大，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利莫诺夫可以礼貌地附和阿利耶对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蔑视，而阿利耶也承认利莫诺夫敌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们的共同点与其说是立场一致，不如说是愿意容纳彼此的挑衅。阿利耶劝利莫诺夫为他写稿。利莫诺夫说自己需要一名翻译，阿利耶回答说，他听利莫诺夫说话就能听懂，也会看懂他的文章。利莫诺夫接受了邀请——他开始用法语写作，并参加报纸的编辑会议。
孚日广场的编辑圈子
会议在阿利耶位于孚日广场的大公寓里举行，场所也塑造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会议上午十点以伏特加开场，有时一直持续到日出。客人饿了，阿利耶的管家路易莎便会煮通心粉。工作人员每周制作报纸的八个版面，但也总有一群来去不定、未经邀请的人出现并加入争论。阿利耶不试图让房间安静下来；他乐于加入争执，煽动那些为报纸提供养分的争议。
利莫诺夫第一次参加会议时，帕特里克·贝松、马克-爱德华·纳布、菲利普·索莱尔和雅克·韦尔热都在场。众人原以为让-马里·勒庞会来，结果到场的却是工会人士亨利·克拉叙茨基，索莱尔于是坐到钢琴前唱起《国际歌》。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加布里埃尔·马茨涅夫告诉利莫诺夫，他很高兴看到利莫诺夫那篇要求对戈尔巴乔夫进行军事审判并处以枪决的文章，刊登在马茨涅夫自己赞扬同一位领导人的文章旁边。马茨涅夫还祝贺利莫诺夫的法语进步。这种并置体现了报纸对不相容立场的偏爱——作家们可以出现在同一期报纸上，却不必消除彼此的分歧。
利莫诺夫住在附近，因此来得越来越勤；有时娜塔莎·梅德韦杰娃也和他一起来。他对那套公寓越熟悉，在客人中就越自在。极左与极右的人一起喝酒，阿利耶周围的人鼓励相互矛盾的观点，却不把聚会变成秩序井然的辩论。他们互相交流如何讨到稿酬的建议，与阿利耶争吵、闹翻，又和好。日常的混乱同样鲜明——阿利耶患有失眠症，有时凌晨五点打电话给人，于是人们夜里会拔掉电话线。印刷商拿不到钱，律师也拿不到钱，债主聚在门外，诽谤诉讼接踵而至，没人知道下一期会如何面世。
帮派及其文学意义
在这种混乱的环境中，利莫诺夫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他少年时代喜爱的书《三个火枪手》。他把自己想象成笔杆子达达尼昂，刚刚加入一群酒徒和豪侠之士。在这场私人的文学类比中，阿利耶兼有波尔托斯的放肆和阿拉米斯的荒唐计谋，又带着阿托斯的忧郁；那份忧郁有时足以让人原谅他的过火行为。这一比拟表明，这段合作带给利莫诺夫的不只是发表作品的机会——它还给了他一个帮派，以及在共同冒险中扮演角色的机会。
这种归属感呼应了利莫诺夫在哈尔科夫与安娜共同生活时已经显现的一种变化。他从萨尔托夫的工人阶级世界搬进市中心，艺术家和诗人会到他与安娜合住的公寓里做客。作为公寓的家主——这个词带有几分封建权威的意味——他可以让门敞开，在屋里说话时不必提高嗓门。在巴黎阿利耶的公寓里，他再次找到一个地方——主人凭借自己的权威容纳来去不定的团体，而文学身份既通过书页，也通过人与人的相遇形成。规模和境况虽有不同，但敞开的门与热闹圈子的吸引力再次出现。
利莫诺夫后来回忆其他关系和政治交往，并未抹去这段编辑经历的重要性。多年以后，传记作者要先通过莫斯科编辑萨沙·伊万诺夫找到他，才能打电话过去；利莫诺夫立刻认出了他，并回忆起曾在杜布罗夫卡剧院的仪式上见过他。后来的一次拜访中，法院对利莫诺夫处以五十万卢布罚款，大部分款项仍未缴纳；传记作者在一间简陋的公寓里受到他的接待。这些后来的场景属于变化了的人生，却也凸显了与巴黎时期的反差——阿利耶拥挤的公寓曾让文学情谊像日常冒险，而后来的相逢则发生在孤立、政治冲突与物质惩罚之中。这段合作长久的意义，在于它短暂地将法语写作、公开挑衅以及利莫诺夫可以想象自己加入的帮派结合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