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uard Limonov与Natasha Medvedeva的婚姻

爱德华·利莫诺夫与娜塔莎·梅德韦杰娃的婚姻，既是一场建立在想象中的平等之上的恋情，也是一场围绕照料、依赖与生存展开的长期挣扎。他把两人想象成彼此认出的两个迷途孩子，一对结伴对抗世界的冒险者；他们共同生活的岁月，一再因娜塔莎的酗酒、失踪与归来而考验着这一承诺。利莫诺夫的奉献并非只是理想化的宣称——他寻找她，努力保护她，并坚持说自己不会停止照料她。但无论两人之间的纽带多么强烈，也无论他的承诺多么坚定，都无法让这些危机消失。

相遇与他们想象中的生活

1982年秋天，利莫诺夫受美国出版商邀请前往纽约市后，在一家酒吧里遇见了正在唱歌的娜塔莎。她二十五岁，是俄罗斯人，不久便和他一起来到叙述者居住并与利莫诺夫往来的巴黎；他让她住进自己的工作室。书中把这一选择与他早先和伯爵夫人的关系作了对照——利莫诺夫并不像爱娜塔莎那样爱过伯爵夫人。伯爵夫人与利莫诺夫不再见面，但两人仍是友好而疏远的朋友。

叙述者回忆说，自己曾在奥利维耶·鲁宾施泰因举办的聚会上瞥见娜塔莎。她身材高挑、引人注目，穿着渔网袜，妆容浓重；按鲁宾施泰因坦率的评价，她也很难相处。她的公众形象早已鲜明——她是汽车乐队首张专辑封面上的女人。然而，书中所描写的利莫诺夫对她的吸引，并不只是对她外貌的欣赏。在他眼里，她是一个与自己志趣相投的贵族——一个在苏联灰暗郊区长大的老练幸存者，凭借美貌、女低音歌喉和幽默感踏上征服世界之路。她继续在巴黎的拉斯普廷歌舞厅从事演唱。

这段关系给利莫诺夫带来了一种不同于凭赢得伯爵夫人而获得社会成功的幻想。在他看来，他与娜塔莎既像兄妹，也是热恋中的伴侣——两个人都历经艰难，携手对抗邪恶的世界。他相信，一个人遇见合适之人的机会是有限的，一旦挥霍殆尽，便不会再有机会。在这种想法中，娜塔莎正适合他，因为他们彼此平等，是两个一见便认出对方、永远不会分离的迷途孩子。

奉献与反复出现的危机

娜塔莎的饮酒，是这段婚姻在现实中面临的首要考验。她在拉斯普廷歌舞厅唱歌到很晚，常常醉醺醺地回家。起初，利莫诺夫以为她只是喜欢喝酒；当他发现她一起床就开始喝酒时，才意识到这是酗酒。叙述者将他的反应与利莫诺夫自己的克制饮酒方式并列起来——他可以一晚上喝很多酒，之后几周滴酒不沾；即使狂饮一夜，也不会妨碍他第二天早上七点坐在书桌前工作。他说，自己尽力保护娜塔莎不受成瘾的摆布——看着她、藏起酒瓶，并劝她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赋。

这种支持一度让娜塔莎得以重新工作。她清醒了一段时间，写了一本关于自己在列宁格勒郊区度过的青春岁月的书，书名为《妈妈，我爱骗子》，由奥利维耶出版。这段缓和只持续了几个月。她又开始喝酒，有时一消失就是两三天。利莫诺夫忧心如焚，搜遍巴黎，并给他们的朋友、医院和警方打电话。她终于回来时，面容憔悴，穿着高跟鞋踉踉跄跄；他把她抱起来，替她脱掉衣服。她睡了四十八小时后，他给她端来肉汤，像照料生病的孩子一样照料她。她说自己对那段经历毫无记忆；书中称这种状态为连续酗酒状态。

后来，朋友们告诉利莫诺夫，娜塔莎还与不认识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他们担心她的安全。娜塔莎哭着告诉他，这种行为从她十四岁时就开始了——每次事后，她都会感到羞耻，并向自己保证再也不会这样，却又一次次重演。这个坦白改变了一个曾让利莫诺夫觉得有趣的词语的含义。他曾把它想象成一种刺激的念头，如今它却属于他所爱的女人痛苦的现实。叙述者描述说，他意识到娜塔莎不是幻想中的人物，而是一个正陷入严重困境的人。

他们应对这些危机的方式是循环往复，而非一劳永逸。激烈的争吵之后，往往是热烈的和解。娜塔莎哭泣，利莫诺夫安慰并抱着她，轻轻摇晃她，承诺她可以依靠自己，自己会一直在她身边，会救她。随后，循环再次开始——她似乎要挣脱他所提供的安全感，两人也数次分开又复合。因此，这段婚姻既不是毫无波折的拯救，也不是一次性的决裂；它被呈现为一次次回到一段既令两人痛苦、又支撑着彼此的关系之中。

分离、寻找与留下的承诺

娜塔莎在利莫诺夫原定前往莫斯科的一周前离开巴黎，使两人之间的压力显露无遗。他们又一次大吵，她一时冲动便离开了。她抵达后给他打电话，醉得说话含混，告诉他一切都糟透了；此后他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他不知道她的地址；她的签证可能已经到期，但他知道，这不大可能阻止她。一次在苏联的会面中，他告诉法国知识分子维泰兹，他的妻子失落在莫斯科某处。对方问他是否爱她时，他解释说两人像往常一样吵了架，而他完全不知道她在哪里、在做什么。

利莫诺夫最终从一间电话亭联系上娜塔莎的母亲。她母亲说，娜塔莎来过，在那里住了两天，之后没说要去哪里便离开了。利莫诺夫去看她，先乘地铁，随后在一大片住宅区里四处寻找，终于找到她母亲那间狭小的单间公寓。她母亲既害怕又戒备，但也指望他找到女儿。她知道娜塔莎酗酒，而这种酗酒已经夺走了丈夫的生命；但她不知道娜塔莎的性行为，也不知道她会一连失踪四五天。利莫诺夫没有提起这些细节，以免加重她的恐惧。

这场寻找揭示了一种冲突，而早先那幅形影不离的伴侣图景无法化解这种冲突。利莫诺夫觉得，如果娜塔莎彻底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也许自己会过得轻松些。然而，她母亲问他是否爱娜塔莎时，他回答说娜塔莎是他的妻子，自己照顾了她七年，也不会就此停止。她母亲亲吻并祝福他，称他是个好人。书中并未把这份承诺写成治愈一切的良方或幸福结局；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处境中，它是对承诺于他意味着什么最清楚的表达。

婚姻的核心矛盾

叙述者笔下的娜塔莎身份鲜明，却在故事中的位置明显不对等。她是一位歌手、一位作家、一位带着粗粝幽默感的幸存者，也是一个自述其反复行为可追溯至青春期的人。与此同时，这段婚姻的大部分内容是通过利莫诺夫的目光叙述的——她的身体与舞台形象首先吸引注意，而她的疾病则成为围绕着他的寻找与照料展开的危机。这种对照十分重要。她在戒酒期间短暂展现了自己的艺术创作，但在这些片段中，这段关系最终呈现出的持久形态，仍是复发、失踪、被找到与照料反复循环。

利莫诺夫声称两人彼此平等，这一说法与他反复扮演的拯救者角色并存。他看着她，藏起酒瓶，在巴黎和莫斯科四处寻找她，并在她失去行动能力地回来时照料她。然而，他宣称自己会救她，却无法阻止她离开，也无法阻止她重演那些令他恐惧的行为。这段婚姻的力量，正来自这种悬而未决的不相称——一份被想象成彼此认同的生死盟约，在现实中却由一个个片段构成；奉献可以许下始终不渝的承诺，却无法强令对方康复。娜塔莎的离去与利莫诺夫的寻找，并非简单地推翻了他关于两人永不分离的信念；它们展现的是，即使分离早已成为共同生活的一部分，这一信念仍然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