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利莫诺夫与亚历山大·杜金

爱德华·利莫诺夫与杜金的关系，使两名政治野心家的相遇转变为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及其报纸《利蒙卡》背后的创党合作。杜金提供了博学而兼收并蓄的思想框架，以及非凡的讲故事本领；利莫诺夫则带来了文学名望、组织活力和直接行动的倾向。他们的联盟让双方都在共同的政治计划中找到了自己的角色，但随着政党壮大，杜金的秘传教义与利莫诺夫桀骜不驯的群众追随者之间的距离日益显露，最终使两位共同创办者分道扬镳。

相遇与相互赏识

利莫诺夫在莫斯科与怀旧的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交往了一段时间后，经由《День》报主编弗拉基米尔·普罗哈诺夫组织的一场宴会，结识了杜金。他加入那个圈子，是为了寻找一伙政治同道，并说服自己相信其中包含着民族的生命力量。然而，那天晚上他也正在哀悼——他得知朋友康斯坦丁·科斯坚科遭人杀害。科斯坚科是他在德涅斯特河沿岸采访时结识的一名营级指挥官。杜金当时坐在他旁边，两人为纪念科斯坚科举杯；随后杜金提议为恩琴-施滕贝格男爵祝酒，而利莫诺夫此前并不认识这个人物。

杜金讲述恩琴-施滕贝格的故事——这位白军指挥官麾下孤立无援的蒙古骑兵，后来变成了一个以服从、暴力和神秘权力观念为纽带的教派——让利莫诺夫见识到这位新相识讲故事的本领。杜金并非只是简单概述，而是边讲边铺陈情节、制造悬念，让这个历史人物在听众眼前鲜活起来。这种反差令利莫诺夫印象深刻；他通常蔑视知识分子，却发现自己被这位博学的讲述者深深吸引。他想象着有一天，也许会有人以同样的力量讲述他自己的一生。

接下来的几天，两人形影不离，不停交谈。杜金公开自称法西斯主义者，但与利莫诺夫早已认识的那些装腔作势的纨绔子弟或粗鄙多疑的民族主义者不同，他属于一种更具知识性和秘传色彩的类型。他身材魁梧，蓄着胡须，体格威猛，步伐却轻盈得像舞者；叙述者还提到他会十五种语言、博览群书，而且富有魅力。利莫诺夫并非轻易会被打动的人，却钦佩这位比自己年轻十五岁的男子，并决心向他学习。两人的关系既建立在相互赏识之上，也源于政治机遇——彼此都看到了对方拥有而自己欠缺的某种能力。

政治合作与政党创立

杜金的影响并没有使利莫诺夫的政治立场变得清晰，而是为他们的混乱赋予了更繁复的表达方式。杜金同时崇敬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刻意将政治、艺术和宗教领域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纳入自己的万神殿。利莫诺夫愿意接纳的成员甚至更加出人意料。他们共同采用的衡量标准并非意识形态的一贯性，而是他们所谓的生命冲力。他们认为，周围大多数反对派人物都不具备发动有影响力运动所需的品质，不过他们觉得可以与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合作。

两人用一连串对照角色来描述彼此的互补性——杜金是思想之人，利莫诺夫是行动之人；一方是婆罗门，一方是战士；一方是梅林，一方是亚瑟王。这种英雄主义的语言，既展现了他们真切的共同使命感，也体现了他们宏大的自我神话。他们相信，携手合作便能完成现有政治盟友无法做到的事。他们的政治身份仍在形成之中，但这两个地位不平等、却彼此不可或缺的创办者形象，已经成为其吸引力的一部分。

他们一致同意使用民族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名称，尽管分道扬镳后，谁最先想到这个名称成了双方争执的焦点。后来，两人各自寻求体面身份时，反而都把这个主意归功于对方。当时，他们都对这个名称感到满意。利莫诺夫想出了未来报纸的名称——《利蒙卡》，也就是“手榴弹”。一位画家朋友在厨房桌上画出了旗帜——红色底面上的白色圆圈中有一把黑色锤子和镰刀；这个图案令人想起纳粹旗帜，只是把其中的标志换成了共产主义象征。创办者们有了党名、报纸名称和旗帜，却几乎没有任何组织基础——他们的第一名成员是乌克兰学生塔拉斯·拉布科。随后，利莫诺夫前往巴黎，希望筹集资金。

《利蒙卡》与创办者各不相同的角色

《利蒙卡》创刊号于1994年秋季面世，资金来自利莫诺夫微薄的版税。后来，他在一番宏大的叙述中想象，历史学家会把这份报纸的创刊视为俄罗斯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他回忆道，自己和杜金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和哲学家，身边围绕着娜塔莎——她以玛戈特·菲勒为笔名写作——西伯利亚朋克、杜金的学生，以及负责后勤的忠诚者拉布科。这番叙述把这家规模微小、条件简陋的事业描绘成史诗的开场，同时也记录了它的有限规模和临时拼凑的资源。

拉布科和利莫诺夫开着一辆老旧的摩尔多瓦汽车前往蒂弗尔，取回五千份印好的报纸。他们在路边卖报，还把报纸带到莫斯科各火车站，将一些报纸放上开往外省城市的列车。他们并不指望拥有大量读者，只希望能有几个人打开报纸。被赶出《苏维埃俄罗斯报》的办公室后，创办者们搬进了一间潮湿、老鼠横行的地下室。众人铲走瓦砾、粉刷墙壁、修补漏水处，把那里收拾成党的总部，并称之为地堡。利莫诺夫的叙述赋予这场运动的开端以冒险般的势头，但印刷、运输和修缮等具体工作主要落在他和他的追随者身上。

这种不平等的安排也延伸到了报纸内部。杜金每天只在地堡待几个小时，待在一间舒适的办公室里；那里有电暖器、地毯、茶炊，以及一直摆到天花板的书架。利莫诺夫的办公室简陋得多，尽管他有时几乎住在那里，几乎独自一人把《利蒙卡》办了出来。杜金每月都会提交理论文章，并郑重其事地坚信这些文章意义重大。利莫诺夫觉得它们枯燥、抽象、乏味，却不敢拒绝。反过来，杜金不喜欢报纸的语调和外观，更偏爱欧洲极右翼刊物那种灰暗、机密的风格。两位共同创办者搭建起了一个共同平台，却未能就其核心刊物应该是什么样子达成一致。

一场运动中的两个圈子

地堡吸引了通常不会出现在同一政治空间的人。知名摇滚乐手、歌手、艺术家和模特会来拜访利莫诺夫，省城的党内活动人士也在其中；后者有时会被这些时髦来客吓住。一位出版商记得，那里的夜晚格外令人振奋，年轻人显得新颖、不犬儒，而且热情洋溢。只要心情合适、能够迎合听众，杜金就能以日本神风特攻队、三岛由纪夫自杀，以及恩琴-施滕贝格的准军事佛教教派等故事，迷住这些来访者和省城来的青少年。他讲故事的本领重新施展了最初吸引利莫诺夫的魅力。

然而，聚集在两间办公室周围的人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群体。杜金的圈子里有背着大书包的法西斯主义学生，也有反犹太主义的东正教神父。利莫诺夫的追随者更多是摇滚乐迷和被街头冲突吸引的年轻人，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宏大历史兴趣不大。有些人，包括扎哈尔·普里列平，会被诸如自由军团这样的准军事组织一类的说法积极劝退。普里列平也不喜欢利莫诺夫对杜金的亲昵称呼“戈培尔博士”。这并不只是两套思想之间的分歧，而是关于谁能加入这场运动，以及报纸和组织应体现何种政治文化的冲突。

利莫诺夫的个人威望帮助他吸引并留住了不那么教条的追随者。普里列平回忆说，包括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乌法和下诺夫哥罗德在内的城市都出现了党支部。利莫诺夫带着几个同伴到访普里列平所在的城市时，成员们到车站迎接，为需要住宿的人安排住处，并整夜听利莫诺夫讲话。他用语斩钉截铁，把事物分成壮丽与丑恶两类，几乎不给中间地带留下空间。普里列平钦佩他，却无法在他面前完全自在；他更信任普通成员，认为他们忠诚、勇敢，愿意为同志和信念冒坐牢或丧命的风险。因此，他们与利莫诺夫运动的关系，并不等同于他们与利莫诺夫本人的关系。

分道扬镳与联盟的后续

创办者各自的追随群体之间分歧日益加深，最终形成公开的鸿沟。杜金的门徒瞧不起利莫诺夫身边的普通招募者，而这些招募者也对杜金的法西斯主义历史典故和教条作风缺乏耐心。争吵愈演愈烈，杜金离开了党，创办了一个地缘战略研究中心。叙述指出，该中心后来发展兴旺，并获得了部分克里姆林宫资金。他的离开结束了两位创办者的共同事业，却也让利莫诺夫的追随者拥有了一个较少受杜金知识分子圈子支配的运动；至少对普里列平来说，婆罗门离开令他如释重负。

这次决裂并未抹去他们共同的起点。他们曾共同认可民族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名称，为组织建立了最初的标志，并帮助利莫诺夫把寻找政治同伙的念头转变成一个真正的政党，拥有报纸、办公室和莫斯科以外的党支部。然而，后来围绕党名由谁想出的争执，揭示了他们共同创作这一事业的关系变得多么脆弱——分道扬镳后，双方都可以声称创党构想出自自己，后来又都可以否认与它有关。他们的合作之所以富有成效，正是因为汇聚了彼此迥异的政治资本；但其根本上的不对称——杜金的理论与表演，对照利莫诺夫的实际劳作与个人追随者——也构成了最终导致决裂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