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利莫诺夫与娜塔莎

爱德华·利莫诺夫与娜塔莎长期相伴，关系在重逢与疏远、亲密与缺席之间起伏，直到共同生活十三年后娜塔莎离开。两人的关系与利莫诺夫为自己设想的人生紧密相连——有一度，他梦想与她一起白头偕老，并死在她身边。然而，故事一再将这一理想与两人实际的生活安排相对照——他奔赴政治活动和战争，她独自留在两人在叙述者居住并与利莫诺夫往来的巴黎的家中；而最终的分离带来的痛苦，也不是他将其转化为英雄主义或神秘主义叙事便能克服的。

共同生活，屡遭打断

利莫诺夫从莫斯科回来时，已经找到了娜塔莎，并把她带了回来。叙述者形容她温顺而柔和，一如她每次离家出走后回来时的样子。她的归来短暂地让他与她共同生活的未来再度变得鲜明——叙述者推测，利莫诺夫或许正在考虑他们的婚姻，以及两人白头偕老、相伴而终的可能。这种可能性温柔动人，但呈现出来的只是可能，而非承诺。即使在这次重逢的时刻，离开又归来的模式也早已成为他们共同生活的一部分。

到了1993年，这种模式已经形成了分离的常态。近两年来，利莫诺夫往返于莫斯科的政治活动与别处的战争之间，只有途经时才回到与娜塔莎同住的公寓。他如今觉得自己像是画室里的陌生人；与此同时，娜塔莎已习惯独自在那里生活，而且，叙事说，她也习惯了与其他男人上床。他的缺席并非只是让他们的家庭生活暂停——这使她得以建立一种不再依赖他在场的生活。当他在巴黎结交的朋友因他卷入波斯尼亚事务而疏远他，而他常合作的出版商也不肯接他的电话时，他的返家让他在社交和个人生活中都感到孤立。

重返巴黎

选举活动结束后，利莫诺夫试图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娜塔莎，但她没有回应。他清晨抵达，敲门、等候，随后用钥匙开门进屋。娜塔莎醉得很厉害，横躺在床上，周围散落着空酒瓶和装满烟蒂的烟灰缸。房间已经好几天没有通风。他放下包，开始默默打扫；她睁开一只眼睛看着他。他们的重逢并非通过解释或争吵实现，而是始于她含混不清的要求：“你待会儿再冲我嚷，现在我要你跟我上床。”他走到她身边，两人像遇难后漂流的人一样紧紧相拥。

身体上的亲近并没有恢复两人之间的共同理解。事后，娜塔莎告诉他，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还和两个陌生人上了床；她开玩笑说，要是他早点回来，他们或许还能一起打牌。她尖厉的笑声让这番坦白听来几乎轻佻，却也使两人的相遇有了尖锐的双重意味——他们急切地寻求彼此，却各自生活在对两人之间发生之事截然不同的叙述中。利莫诺夫没有换衣服便穿好衣服，拿起包，一言不发地离开。他轻轻关上门，没有用力摔门，随后乘地铁和通勤列车前往鲁瓦西机场，买了一张去布达佩斯的车票。离开时的沉默正是这一举动力量的一部分——他没有把这一刻变成对峙，也没有试图商量共同的未来。

最终离去与利莫诺夫的解读

后来，叙事直言娜塔莎离开了他。叙事也提醒读者，具体原因和情形并不为人所熟知——利莫诺夫此时的写作不像年轻时那样私人化。能够清楚追溯的是他的反应。他匆忙写下一篇近乎狂乱的文字，为两人十三年关系的终结赋予哲学和神秘主义的意义。文中反复谈及巧合、预言性的梦、幻觉般的漫游，以及在莫斯科街头一次难以令人信服的遇见魔鬼的经历。一位灵媒告诉他，前世的他是条顿骑士，而娜塔莎是由他保护的一名妓女。利莫诺夫觉得这一解读意味深长，因为它把两人的关系改写成一个故事——他是她的保护者，而她背叛了他。

这种说法并未平息他的感受。他试图说服自己娜塔莎配不上他，并努力轻视她，但叙事展现了他在令人窒息的莫斯科夏日里走着，直到几乎倒下，脑海中反复浮现她的身体。他记起她是除了塔妮娅之外最能激起他欲望的女人，记得自己曾在两人在叙述者居住并与利莫诺夫往来的巴黎的画室里看她自慰，也想起更早的那个清晨——他发现她醉倒在床上，而她要求他与她做爱。这些回忆使失去她变得具体而切身；它们也揭示了他试图谴责她与仍然渴望她之间的落差。

亲密、缺席与自我神话的局限

这段关系中的关键场景，围绕着一些难以用宏大解释概括的举动展开——娜塔莎离家出走后归来，利莫诺夫一言不发地打扫房间，恋人紧紧相拥，以及他拿着包悄然离开。与这些举动相对照的是，利莫诺夫的神秘主义叙述把分手扩展成一个关于骑士般保护与背叛的故事。这种反差并没有抹去两人真实的情感纽带，却显示出他多么迫切地想把英雄主义的模式套用到这场分离上，而分离的实际原因仍有一部分不得而知。

因此，早先两人白头偕老、相伴而终的梦想，与后来的现实并列在一起——共同的画室不再让他觉得像家，娜塔莎已在他缺席时建立起自己的生活，而重逢也无法消除疏远。两人相遇后，他随即动身前往布达佩斯；而最终得知娜塔莎已离开他的消息后，他没有接受现实，而是陷入执着的回忆。他们的故事并未以和解或得到充分解释的决裂告终，而是以利莫诺夫仍困在忠贞的理想与一个选择离去的女人的记忆之间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