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里亚
幻灭多里亚是木廊街一位地位显赫的书商,他的店铺将文学名声的经济运作浓缩呈现。他把声誉视为入场券,把出版视为经过计算的投资,并将报刊看作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书籍价值的力量。他与吕西安·德·吕班普雷的往来勾勒出鲜明的转折——这位出版商起初给予认可,随后又将其收回;直到吕西安的新闻影响力使拒绝的代价更高,他才为吕西安的十四行诗付钱。
书商与把关人
多里亚的店铺在木廊街占据显要位置。店铺分为宽敞的书店和一间私人办公室;对于初次来到这里的外省青年而言,这座商号令人眼花缭乱,也使人无所适从。吕西安在人来人往中失去了向导,紧紧抱着手稿,被店铺的规模以及周围妇女的目光弄得不知所措。这一场景所确立的不只是环境——文学抱负将他带入一个商业世界,在那里,他手中的手稿不过是众多争相吸引注意的物品之一。
多里亚本人身材矮壮、颇为富态,和蔼的态度会让轻信表象的人产生误解。他把自己摆成文学机遇的裁定者,但他的权威并非只建立在品味之上。他掌握出版准入,可以决定作家的作品能否进入市场、何时面世,以及推广作品的成本是否值得承担。因此,他的店铺声望兼具文化与财务属性——它让人看到获得认可的希望,同时也清楚表明,并非每个带着书前来的人都能得到认可。
声誉先于手稿
多里亚夸称自己拥有唯一可以买到的周刊,并声称该刊有两千名订户。埃米尔·布隆代反驳说,印花税记录显示订户只有七百人。多里亚随后低声承认,他当着在场的纸张供应商和印刷商夸大了数字;但他仍当众坚持说订户有一千二百人。这番交锋表明,他的公开权威离不开表演——就连自己的事业规模,他也会依据听众来加以操控。
他还把这种戏剧性手法用在自己声称收到的大量手稿上。他假装提出一套繁复的审稿管理办法,设想设立委员会、支付出席酬劳,并由一名常任秘书提交报告;随后又立刻斥其荒谬。他真正的规矩则简单而严酷——他不愿筛选那些因无法成为资本家、鞋匠、下士、仆人、行政官员或法警,才转而从事文学的人所写的作品。多里亚说,作家必须先成名;只有那时,书店才会给他丰厚的回报。于是,这道门槛形成了循环——无名作家需要出版商才能接触读者,多里亚却要求作家带着已有声誉前来。
艾蒂安·卢斯托拿出吕西安的诗作时,多里亚的不耐烦尤其明显。他命令店员询问每个有志成为作家的人,手稿写的是诗还是散文,并立即打发诗人离开。他把诗歌投稿激增归咎于成功诗人的风行,并说前一年收到的诗稿让他损失了两万法郎。他并非认为诗歌绝不可能伟大,而是认为书店承担不起把每个有志者都当作可能的例外。尽管如此,他还是愿意向吕西安保证,只要十四行诗符合时代要求,他就会读完,并把吕西安捧成一位伟大诗人。这番承诺带来骤然成名的激动感,但仍取决于多里亚的判断以及作品的销售前景。
文学成功的代价与时机
后来,卢斯托询问多里亚是否考虑过吕西安的诗集时,书商说自己已经读过,也请一位他认为眼光不错的人读过。他称赞这些十四行诗,说作品的匠心浑然不露,但随即将艺术价值与商业可行性分开。在他看来,这是一部好书,却不值得投入足够的成本去打造一场大规模的成功。他预言吕西安不会继续写诗,并把这部诗集说成是年轻作家常有的第一部作品,他们日后都会超越它。
多里亚还把荣耀的代价说得高得惊人。在他的说法中,书商可能坚持经营十年,同时承受十万法郎亏损与获利交替出现的局面。他劝吕西安,倘若另一个愚蠢的出版商愿意印诗,吕西安日后或许就会明白结果如何。这并非简单否认文学价值——多里亚可以欣赏作品,却仍拒绝承担商业风险。但这种区分几乎不给作者留下保障。赞赏不等于出版,而认可作品优点的出版商仍有权认定这些优点无利可图。
吕西安就十四行诗迟迟未出版一事当面质问多里亚时,这种权力表现得更加直白。多里亚说,整部作品的产权归他所有,他会自行决定何时出版诗集,等到吕西安的处境能够确保成功时再说。他否认合同要求自己照吕西安的条件行事,并辩称,没有哪家法院能强迫他进行自己认为不明智的交易。他提出自己所称的实际替代方案——吕西安可以退还三千法郎,拿回作品,转交一家保王派书商出版。合同确保了多里亚的控制权,却没有保障吕西安的时间安排。对吕西安而言,这本书仍是他创作的作品,却已成为一项何时推出须由他人计算决定的资产。
压力之下的逆转
当新闻业给了吕西安一种手段,能够伤害曾经控制他的生意时,双方的力量对比便发生了变化。一篇文章能让一本书畅销,也能让它无人问津;叙述者以一部曾滞销的书为例,说明《辩论报》的一篇评论如何使它重新畅销。在眼下的争端中,吕西安及其同伴策划的敌意文章威胁到拉乌尔·纳唐著作的销售。纳唐本人已经拿到报酬,几乎不会有什么损失;多里亚却可能因五百令纸亏损三万法郎。曾把年轻诗人视为众多申请者之一的书商,如今有了与他谈判的财务理由。
多里亚来到吕西安的住处,摆出求宠廷臣般殷勤的姿态。他和吕西安、科拉莉开着玩笑,随后明确表示,自己是来买下那部十四行诗集的。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只精致的钱夹,把三张一千法郎的钞票放在盘子里,递给吕西安。这笔钱让诗人骤然感到近乎醉人的幸福——有那么一刻,金钱仿佛证实了他对自身才华的信念。这笔交易既是收购,也是让步。多里亚付钱买书,并非因为潜在的经济因素已不再重要,而是因为吕西安在报刊界的力量改变了盘算。
性格与意义
多里亚与吕西安的交锋揭示了文学判断与商业策略之间不稳定的界线。他可以称赞十四行诗却拒绝出版,可以援引行业风险同时行使单方面控制权,也可以在拒绝的代价上升时,最终为同一部作品付钱。他的行为并未被呈现为一位不偏不倚的批评家的举动——书籍、宣传、声誉与金钱,都是同一门生意彼此相连的部分。
多里亚最初的承诺与后来拖延出版之间的反差,也标示出吕西安地位的变化。起初,吕西安以一个涉世未深的作家身份走进书店,被店铺的规模震慑,仰赖出版商垂青。后来,他的文章能够威胁销量,多里亚便不得不把他当作握有筹码的人来对待。然而,这笔款项并不能确保文学成功。此后的一段时期里,多里亚一再推迟将诗集付印,借口是还有其他出版事务,以及可能与新诗集竞争的风险。即使买下作品后,他仍然掌控着它何时面世。多里亚持久的意义正在于此——作家可以得到一笔稿酬,获得出版商的称赞,也可以拥有影响力,却仍不能掌控书籍何时、以何种方式送到读者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