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顿司法精神中心

在比利·米利根的治疗和行动自由受到安全与公共安全方面的争议左右后，代顿司法精神中心成了他人生中的关键场所。1980年11月，他来到这所最高戒备级机构；这里严格的实体管控，与他希望重返治疗工作的愿望形成对照。他在此期间状况恶化，并与自己在雅典所熟悉的治疗渐行渐远，但这并非故事的终点——经由一次临时转院后，一名法官最终下令将他送回雅典精神健康中心。

安置与安全

1980年，米利根应在哪里接受治疗成了公共与法律议题。原定在哥伦布举行听证会以审议他的安置问题，但州精神卫生部门的官员转而通知检察官吉姆·奥格雷迪，米利根将被送往新近启用的代顿司法精神中心。检察官办公室随后撤回了举行听证会的要求。该设施于4月启用，据描述是一所最高戒备级机构，四周设有双层围栏，带刺铁丝网上方覆盖着蛇腹形刀片铁丝网，其安保系统比大多数监狱更加严密。

1980年11月19日，米利根被转送至那里。阿瑟和拉根担心绝望可能使他试图自杀，于是再次让他沉睡。这不仅改变了他的所在地点，也对他的内在状态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次转送让他进入一所高度戒备的医院，而各个人格则试图应对一场他们认为无法以其他安全方式处理的危机。

这一机构环境也反映出米利根案件处理方式的变化。书中将这次转送描述为州政府在拟议中的听证会被搁置期间作出的决定，而非听证会的结果。因此，安全考量决定了他眼下的去处，但他的治疗需求仍未得到解决。

日常生活与治疗

在代顿，米利根不在探视室时，会花时间阅读、写作和画素描。他不被允许作画。院长艾伦·沃格尔体谅他的需要，允许他用油彩绘画；汤米和艾伦安排送来绘画用品。安保办公室否决了这一许可，理由是亚麻籽油可能有危险，并将用品撤走。这件事表明，即使院长支持，具体的治疗与创作活动仍受机构安全决策支配。

米利根期待举行一场180天听证会，并希望杰伊·弗劳尔斯法官认定他无需被安置在最高戒备级机构，可以返回雅典。他相信大卫·考尔医生能够为他治疗、帮助各个人格融合，并让教师重新出现。比利处于沉睡状态时，他觉得一切又回到了科妮莉亚·威尔伯医生唤醒他之前的样子。他紧紧抓住的希望并非只是解除收容，而是回到熟悉的治疗关系中，并有可能重新实现融合。

这种希望与日益加重的疏离感并存。探视期间，米利根有时会说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发生部分融合时，他变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他报告说，拉根失去了说英语的能力，各个人格也不再彼此交流。有人建议每天写日志，让当时占据意识焦点的人给其他人格留言；这在一段时间内有所帮助，但后来大家逐渐失去兴趣，记录也越来越少。交流的崩溃不仅体现在米利根的描述中，也体现在原本用于弥合隔阂的记录日渐减少这一情况上。

人际关系与危机

玛丽是米利根在雅典最初几个月认识的一名年轻门诊患者。她到代顿探望他，并搬到当地，以便每天都能见到他。随着他的抑郁加重，艾伦劝她回去读研究生，建立自己的生活；他不希望她觉得自己也被他的收容生活困住。她离开几周后，前来探望哥哥的坦达经由哥哥认识了米利根。她开始像玛丽那样提供帮助——打字、带来外面的食物以及购买衣物。后来，坦达担心米利根正在疏远他人、对生活失去兴趣；这一担忧促使书中的叙述者注意到他的状况已经十分严重。

据坦达所说，到1981年7月，米利根不换衣服、不刮胡子，也不吃东西。一次探视期间，汤米报告说，阿瑟已经不再相信治疗和治愈的可能，并决定自杀。叙述者主张转院而非自杀，并提到了朱迪思·博克斯医生——她是一名曾为米利根出庭作证的精神科医生，最近刚成为俄亥俄中部地区司法精神病区的临床主任。汤米起初反对从一所最高戒备级医院转到另一所，但在听说博克斯医生有治疗多重人格患者的经验、认识考尔医生，并且对米利根的案子抱有兴趣后，便同意转院。精神卫生部门、检察官和法官一致认为，这次内部转院无需举行法庭听证会，不过整个程序进展缓慢。

转院之前，据称一名患者告诉叙述者，米利根自愿接受隔离，因为他担心自己可能伤害他人，进而危及转院安排。叙述者记述，随后警卫在隔离室内袭击了他。叙述者下一次见到艾伦时，米利根的状况已差到必须坐轮椅转院。1981年9月22日，他离开代顿，前往俄亥俄中部地区司法精神病区。这一事件将机构的安保做法与转院安排的脆弱性联系在一起；米利根接受转院，正是为了避免继续留在那里。

听证会与后续

米利根能否离开最高戒备级机构的法律裁决，在他离开后仍悬而未决。5月20日，杰伊·弗劳尔斯法官下令继续在代顿接受治疗，认为这在符合治疗目标与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是限制最少的替代方案。弗劳尔斯主要依据一封信以及刘易斯·林德纳医生对该信的解读，也援引了考尔医生的证词——考尔表示，他不会接受法院对雅典治疗施加限制。裁决没有讨论其他曾作证说米利根并不危险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裁决还允许米利根自费接受一名代顿心理学家的治疗，尽管该心理学家曾告知法官，她没有治疗多重人格的经验。

米利根似乎并未对裁决心怀怨恨，不过叙述者认为他已经疲惫不堪。书中记录了这段经历对人的影响——他不确定自己究竟是谁，内在留言也未能继续。米利根转院后，精神卫生部门起诉他，要求支付在雅典、利马和代顿接受非自愿住院及治疗的五万美元费用。他的律师提起反诉，要求支付他在利马绘制壁画的报酬，并索赔身体虐待与医疗失当造成的损害；反诉被驳回，而州政府的诉讼仍在审理中。

1982年4月8日，杰伊·弗劳尔斯法官下令将米利根送回雅典；在那里，他应获准绘画和从事木工，离开病房时须受到严密监督，离开院区前则必须通知法院。4月15日，他返回雅典；此前，他已在俄亥俄州三所最高戒备级医院度过两年半。代顿的意义在于这段充满争议的时期——这所机构提供了高度管控的去处，但那里的限制、米利根日益严重的精神分裂状态，以及他对在别处接受治疗的希望，使照护问题始终与收容问题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