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纳罗共和国

卡尔纳罗共和国是加布里埃莱·邓南遮阜姆政权所规划的政治秩序，其最完整的形式体现在阿尔切斯特·德·安布里斯起草的一份宪法宪章中。该宪章设想建立一个以全体公民主权、社会保障，以及将劳动和文化转化为共同公民成就为基础的共同体。它的目标具有革命性，但其措辞周详的承诺始终与被围困城市的经济条件，以及它所提出的财产制度的局限相冲突。

宪政愿景

1920年3月18日，加布里埃莱·邓南遮收到了阿尔切斯特·德·安布里斯交来的卡尔纳罗宪章草案。年初时，他曾召请这位工团主义者领导内阁。文本汲取了激进社会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提出一种以工人权利和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它对公民身份的构想具有包容性——集体主权应属于全体公民，不因性别、种族、语言、阶级或宗教而有所区别。因此，宪章所界定的共和国，不仅是对阜姆提出的民族主权主张，也是一次试图明确新型社会与政治共同体的尝试。

宪章提出的保障远远超出正式的政治参与。它设想保障新闻、言论、思想和宗教自由，以及性自由；同时承诺提供基础教育、体育教育、最低工资，并在疾病、残疾、失业和年老时给予援助。这些规定将个人权利与物质条件联系起来——公民身份不应只是抽象的平等，因为共和国还将承担起保障福利的责任，使有尊严的生活成为可能。

劳动、文化与公民生活

卡尔纳罗共和国的社会理想将生产活动与文化表达结合起来。工人协会应发展自己的标志、徽章、音乐、歌曲、祈祷、仪式和节庆。宪章将这些实践视为共同生活的一部分，而非私人装饰；它还设想由各协会共同参与休闲活动、纪念仪式，以及陆上和海上的体育运动。按照这一设计，公民归属感将通过劳动者自己创建的机构和仪式，呈现于人们眼前并传入耳中。

这一文化计划还延伸到日常劳动环境。建筑工人组织应鼓励人们用民间艺术装饰即使十分简朴的住宅，而音乐则被赋予社会制度的地位。劳动，包括最卑微的劳动，不应继续是残酷而令人筋疲力尽的苦役；它应追求美，并帮助美化世界。宪章所构想的努力理想，将劳动转化为共同创造的源泉，把劳动的尊严与日常生活的品质联系起来。

这一设想中的共同体还以贡献来界定完整的公民身份。创造共同财富、增强共同力量的人，被描述为共和国中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公民。人们可以实践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可以建立礼拜场所，但宗教仪式不得使任何人免于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一安排将宗教自由与共同的公民责任结合起来——政治共同体应承认差异，而不能以差异为由脱离共同体。

财产与经济张力

宪章试图调和私有财产与社会效用。它否定了这样的观念——所有者可以将财产视为绝对所有物，让土地荒芜，或以排除所有其他人使用的方式处置财产。特别是，土地应根据其对社会的贡献加以衡量。这是共和国试图将经济权利与集体福利联系起来，而非完全交由个人所有权支配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提议也揭示了该计划中的根本张力。加布里埃莱·邓南遮的前任财政部长马费奥·潘塔莱奥尼指出，限制财产使用的条款使卡尔纳罗宪章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商业活动不相容。宪章可以被视为一份连贯阐述社会目标的文本，但它对所有权的处理引出了一个问题——在周围的经济秩序中，这一目标究竟如何实现。文本没有解决这一冲突，而是将冲突本身纳入共和国的制度设计。

邓南遮、宪章与阜姆

加布里埃莱·邓南遮没有拒绝这份宪章，但他将其留在身边，私下加以修订，以高雅而带有神谕色彩的文风改写阿尔切斯特·德·安布里斯的草案，同时保留其基本内容。起草与修订之间的分工对这一计划十分重要——阿尔切斯特·德·安布里斯提供了宪法框架，而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则将文本的语言改造为自己的风格。下午，他会处理这份文本；与此同时，共和国的政治想象也通过他每天在军队中的露面逐渐成形。

黎明时分，加布里埃莱·邓南遮率领军队前往阜姆周边山谷进行远足。各团在罗马广场的政府宫殿前集合，每天由不同的一个团跟随他出发。队伍列阵启程后，士兵们三三两两地返回，手里拿着树枝和鲜花。严整的出发与随意的归来形成对比，呈现出一幅公共生活的景象——它比出发时的队列和步伐更为自由。这些行军并非宪章制度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展现了统帅的身影和士兵们的共同实践如何伴随着这一宪政愿景。

这一愿景是在严峻的物质压力下形成的。自1919年9月以来，阜姆一直等待并入意大利；到1920年春天，该市已遭围困七个月。罗马控制着粮食供应，物资短缺使城市实行配给，既寒冷又缺乏燃料油。贫困儿童被送往意大利家庭，以此呼吁援助；这座城市甚至禁止生产和销售当地著名的糕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宪章对食物相关福利、社会援助和美好生活的保障，并非脱离现实的抽象主张——至少在原则上，它们回应了周围城市中清晰可见的匮乏。

雄心勃勃却未定型的共和国

卡尔纳罗共和国将政治包容、社会保障、经济责任与文化参与结合起来。它的宪章设想，公民不仅是受权利保护的主体，也是共同财富的创造者、共同仪式的塑造者，并能使劳动成为建设更美好世界的一部分。然而，这一计划始终未定型——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将宪章留在身边并加以改写；有关财产的规定挑战了现代商业的基本假设；阜姆遭受封锁，也使社会福利承诺难以与迫在眉睫的需求分开。共和国的意义，正体现在其异常广阔的宪政想象，以及其中尚未解决的实践与经济张力的结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