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战斗法西斯组织

意大利战斗法西斯组织在战后数年的动荡中兴起，将退伍军人的政治诉求与日益有组织的街头力量结合起来。它的发展既非一帆风顺，意识形态也未定型——共和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相继离开，新的中产阶级支持者加入，而地方支部则依赖与官员、土地所有者和实业家的关系变化而发展。国家法西斯党成立时，这场运动已将其规模小、发展不均的网络转变为动员群众和实施政治暴力的工具。

组建与早期构成

这场运动在数百万士兵返乡之际逐渐成形；当时，国家原有的政治领导层似乎已精疲力竭。本书并未将这些退伍军人描绘成一个纪律严明、意见一致的群体，而是将他们视为因战争经历、失望情绪，以及战后安排未能兑现曾向他们许诺的未来这一感受而联结起来的幸存者。意大利战斗法西斯组织为他们提供了政治归属和行动话语，但其领导人仍在寻求一套稳定的纲领和可靠的支持基础。

该组织早期的影响范围有限。1920年5月在米兰城举行代表大会时，它在意大利各地共有2,375名登记成员——米兰有600人，克雷莫纳有300人，首都有300人；博洛尼亚、帕尔马、帕维亚和维罗纳则各约有100人。其他一些地方支部只有几十人。这些数字显示，这场运动的野心远远超过其成员规模。其支持者构成也已不同于成立大会时——共和主义者和左翼干预主义者已经离开，而店主、公务员和基层管理人员则越来越多地与退伍军人及其他原有支持者并肩出现。

早期盟友的离去并非单纯的人事变动。这一变化缩小了该运动的政治空间，也凸显了其最初尚未定型的联盟与正在形成的组织之间的差距。马里内蒂和未来主义者对构成变化感到不满。留下来的运动不再主要是知识界和艺术界局外人士的聚集，而更成为表达退伍军人怨愤和贫困小资产阶级焦虑的工具。

组织、武装行动与国家

从早期开始，意大利战斗法西斯组织就试图依靠有纪律的团体采取行动，而非仅仅诉诸选举政治。1919年竞选期间，贝尼托·墨索里尼召集老共和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为一场集会维持秩序，莱安德罗·阿尔皮纳蒂也受命保护他。加布里埃莱·邓南遮派来60名军团成员，并授权动用更多原本由阜姆方面出资供养的人手。其他法西斯主义者从附近城市赶来；参与者获发旅费和住宿费，阿尔迪蒂成员阿尔比诺·沃尔皮及其同伴则为集会准备装备。墨索里尼的指示包括——若有人询问扰乱集会者的情况，就保持沉默；若发生冲突，则引导与事无关的旁观者离开。这些安排使政治集会同时成为有组织的安保与掩护行动。

该运动在选举中的表现，同样体现了政治与武力之间的张力。其1919年候选人名单包括19人，其中18人曾在前线服役；名单中有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和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后者也为名单提供了资金。其纲领保留了与圣塞波尔克纲领相关的主张，包括废除参议院、改革税制、没收教会资产，以及为退伍军人和伤残军人提供保障。选票上的标志是一枚法国制造的蒂韦诺进攻手榴弹，将军事物件变成了参与选举的象征。

当局将该组织的武装活动视为公共安全问题。1919年11月，警方突袭阿尔迪蒂协会、一处法西斯总部和《意大利人民报》，查获武器和弹药。贝尼托·墨索里尼及数名同伴遭到逮捕；他在圣维托雷监狱关押一天，后因路易吉·阿尔贝蒂尼向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尼蒂求情而获释。调查报告将该组织描述为拥有领导人和追随者、下达军事化命令且成员持有军用武器的团体。这一事件既揭示了国家采取干预的能力，也说明该运动的政治活动与其武装组织难以分开。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也在寻求与官员合作。1919年，米凯莱·比安基奉其命令与米兰省长达成协议，使意大利战斗法西斯组织可以协助维持公共秩序。一份政府机密通令敦促法西斯主义者合作镇压革命企图，包括动用武力，但前提是这些团体接受官方指挥。1920年2月，另一份发给约30个支部的通令也指示他们停止正在进行的扰乱行动，并在紧急情况下听候军事当局调遣。这种关系带有条件性和策略性——自由主义政府寻求借助其力量对付革命动员，而意大利战斗法西斯组织则获得了一定的官方用途，同时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活动。

地方扩张与庇护关系

这场运动的扩张依赖地方危机，也依赖那些能在全国组织薄弱之处建立支部的人。在博洛尼亚，早期的法西奥在包括皮耶特罗·南尼在内的共和主义者离开后逐渐衰落。当地只剩下6名法西斯主义者，甚至没有钱租用办公室。尽管如此，墨索里尼仍指派阿尔皮纳蒂管理该支部，并负责在艾米利亚东部组织活动。拟议的模式是在罢工发生时组建民防民兵——这项地方策略以反社会主义动员作为组织工作的实际基础。

农村省份的冲突规模则有所不同。在艾米利亚，社会主义组织在市政机构和工作场所拥有广泛影响力；在费拉拉，各联盟左右着雇用、工资和农业生产。该省一次对峙造成人员死亡后，一场为期三天的总罢工促使农民、商人、制造业者、专业人士、公务人员和房主以自卫为名组织起来。博洛尼亚社会防卫协会于1920年4月成立，其代表团告诉尼蒂，他们准备取代一个在他们看来不愿采取行动的国家。本书将法西斯运动的发展置于一场不断扩大的竞争之中——各方争夺由谁提供安全保障，以及由谁决定经济生活的规则。

在费拉拉，快速招募不仅带来了成员，也带来了资金，但同时造成依赖。墨索里尼派去的一名视察员发现，新成立的支部除反对社会主义外，几乎没有政治或意识形态内容。土地所有者和农业利益团体提供物质支持；到12月20日，他们已向法西斯组织的金库捐入2万里拉。一些地方上的法西斯主义者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使他们的组织成了富人利益的守护者。墨索里尼以一项土地政策回应这一担忧——将未耕种的土地分割成小块，分配给在土地上劳作的定居者，并通过法西斯土地办公室进行管理。这一口号和计划表明了争取农村支持的主张，尽管地方运动仍依赖农业利益团体的资助。

纲领转向与政治遗产

1920年5月的代表大会显露出该运动早期话语与其发展中的联盟之间的张力。墨索里尼不久前曾威胁社会主义者，但他在代表大会开幕时发表了缓和语气的演说，将工人与社会主义领导人区分开来，并称意大利战斗法西斯组织以人民为导向。切萨雷·罗西则主张相反方向。他认为该运动应与现行政权结盟，并转向小资产阶级，同时将社会主义运动视为与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不可分割。双方的分歧不只是修辞之争，也关乎该组织要代表哪些社会群体，以及支持何种政治秩序。

代表大会结束时，墨索里尼主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产利益合作，接受自由主义经济安排，并对君主制采取灵活态度。他还认为必须尊重宗教，并在政治策略中考虑梵蒂冈的影响力。这些立场标志着该运动明确背离早期纲领。这一转变伴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也反映出该组织试图争取工业界和政治利益团体的支持，而这些团体此前可能曾排斥它。

该组织后来形成的公共形象，将民族复兴与集体纪律融为一体。墨索里尼回忆起运动在贝尔焦约索广场起步时规模微小，并将早期追随者寥寥无几的景象，与四年后聚集于此的庞大队伍相对照。他将这一发展描述为一场复兴——人民成为民族，民族成为国家。这种话语将该运动自称代表退伍军人和志愿者的主张，与民族重生的承诺联系起来，使组织扩张本身看似印证了这一政治神话。

意大利战斗法西斯组织并未成为这一政治计划的最终制度形式。法西斯领导人公开和解后，国家法西斯党宣告成立；随后，墨索里尼提出了民族整合、帝国、国家权力，以及征服并引导群众的纲领。早期运动对地方武装组织和政治庇护关系的依赖，在新秩序中延续下来，但不应与后来政党的组织机构混为一谈。到1924年，乔瓦尼·马里内利和切萨雷·罗西共同指挥法西斯契卡；该组织交由行动派负责，并与墨索里尼的领导相联系。因此，从小型支部发展为政党和强制机构，并非一个简单的壮大过程，而是一系列相互强化的调整——政治渠道、地方资金、武装能力与民族复兴主张彼此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