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众议院
M:世纪之子意大利众议院是本书追溯法西斯主义从争取进入全国政治的运动发展为能够掌握压倒性多数的力量时所经过的议会舞台。其重要性在于,众议院持续运作的程序——演说、投票、选举与法案提议——与围绕这些程序日益加剧的压力形成对照。政治暴力并非仅发生在议会生活之外——它影响了机构内部的抉择,也改变了反对意见得以表达的条件。
从政治联盟到进入议会
1921年,进入议会似乎为贝尼托·墨索里尼提供了一条摆脱运动不确定处境的道路。与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团体结成潜在联盟,使一些此前曾反对让法西斯分子加入共同选举名单的力量走到了一起。一个简单的程序性坚持标志着这一转变——政党候选名单已经确定,团体将进行投票。对墨索里尼而言,联盟获得认可,标志着这场运动从战壕与街头政治跃入议会大厅。这一事件凸显了一种反复出现的张力——一场拒斥既有政治阶层的运动,在选举机制能为其提供通往权力的道路时,也愿意加以运用。
进入议会政治并非与更广泛的公共权威危机相互割裂。1919年,政府发布了一份关于维持公共秩序的机密通令,允许法西斯团体协助当局应对革命企图,包括使用武力,但前提是它们接受官方指挥。这项政策使一个正在进入全国政治的运动陷入模糊的位置——它既能充当自由主义国家的辅助力量,也能建立自身有组织行动的能力。在博洛尼亚,宪兵与农民冲突期间有人死亡,随后引发总罢工;当地工商界与专业人士团体接着组织了社会防卫协会,并向首相申诉,称国家未能制止暴力。这些事件展现了议会竞争得以发展的政治环境,但并未把众议院本身说成这些地方冲突发生的场所。
选举规则与控制权之争
到1923年,议会的关键问题变成了选举如何将选票转化为席位。墨索里尼在众议院仅有36名法西斯派议员,基础薄弱,难以控制议会,也难以确保自己不受盟友与异议者的挑战。因此,要取得多数,不仅取决于政治劝说,也取决于改变代表制度的规则。提案包括单一议员选区制——一些省级法西斯领袖与南方自由派支持这一制度——以及墨索里尼支持的全国名单制并附加多数席位奖励。贾科莫·阿切尔博提出的方案规定,得票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的名单将获得三分之二的席位。
这项法案使众议院自身的未来成为问题。1923年7月,议员们在座无虚席的蒙特奇托里奥宫辩论该法案;法西斯领袖则在外部威胁说,若法案遭否决,就会掀起新一轮暴力。身穿黑衫的法西斯黑衫队在旁听席上监视,预期将进行最后议会抵抗的,则是自由派、民主派、社会主义者与人民党的议员。乔瓦尼·焦利蒂的自由派追随者已决定接受提案,希望合作能够驯服法西斯主义;一些社会主义改良派也愿意基于保护工人的理由展开合作。人民党面临的是另一种权衡。墨索里尼要求路易吉·斯图尔佐退出政坛,梵蒂冈在压力下让步后,斯图尔佐被迫辞职。因此,这场辩论不仅关乎席位如何以技术方式分配,也揭示了威胁以及政党领袖遭罢黜,如何改变议会反对者可作出的选择。
压力之下的众议院
本书将众议院描绘为一个地方——普通议会程序的表象仍在延续,恐吓与约束力的削弱却同时加剧。1921年12月,首相伊瓦诺埃·博诺米试图将警棍列为需要许可的武器,并把法西斯准军事团体定为非法组织。国家法西斯党秘书长米凯莱·比安基随后发布指令,宣称党部与战斗小队不可分割;该指令公开刊登于《意大利人民报》。此后,博诺米在通令中抱怨,他关于公共秩序的指示未获遵守。这些事件显示,政府要对一个武装政党执行决策何其困难,而这个政党同时也在议会拥有代表。
1922年10月可能实行戒严,进一步显示了议会政府周遭的危机程度。路易吉·法克塔向埃马努埃莱·普利耶塞将军发出书面防务命令,向各省长传达逮捕叛乱责任人的指示,并准备了戒严公告,待国王签署。这是政府对法西斯进军的回应,并非众议院投票;然而,它凸显了宪政秩序所面临的重大利害,而众议院正是这一秩序的一部分。几周后,新政府公开登场的场所便是众议院。
从新政府到压倒性多数
1922年11月16日,也就是所谓的向罗马进军仅仅十五天后,意大利众议院挤满了议员与旁听者。贝尼托·墨索里尼与各位部长一同入场,由众议院议长恩里科·德·尼科拉先行引领,并有阿尔曼多·迪亚斯将军陪同。左派代表以外的议员起立鼓掌,公众旁听席也随之响应。这场欢庆式的欢迎在议会中礼迎新政府,但记述同时指出,此前十五天在罗马造成了19人死亡、20人重伤。于是,这场仪式将不流血革命的说法,与夺取政权近期造成的人员损失并置一处。
此后,选举法将这场欢迎转化为持久的议会优势。在1924年选举中,法西斯全国名单获得百分之六十四点九的赞成票,远超触发阿切尔博选举法多数席位奖励所需的门槛。该名单上的356名候选人全部当选;另有第二份全国名单的19名代表当选,使政府共获得374个席位。多数席位奖励的设计目的,是让得票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的名单取得压倒性多数;实际选举结果则使胜势更加无可争议。议会反对派并未消失,但选举规则与由此形成的席位分布相结合,极大削弱了它制约政府的能力。
马泰奥蒂的挑战与众议院的意义
1924年5月30日,众议院给予贾科莫·马泰奥蒂发言机会。他从左派席位间起身,周围伴随着低语与敌意。在任四年间,他发表过106次冗长演说,内容常涉及财政与预算;他的坚持使他成为许多同僚眼中令人厌烦的人物,其中也包括本党成员。他的演说以个人的议会反对行动,正面挑战新多数派及其周遭压力。后续叙述将墨索里尼对马泰奥蒂演说的愤怒,与领导法西斯契卡的乔瓦尼·马里内利及切萨雷·罗西联系起来。墨索里尼质问法西斯契卡在做什么,马泰奥蒂为何仍逍遥在外;他于6月1日召见马里内利私下会面,6月2日又再次召见。这些细节并未把众议院说成后来暴力事件的发生地,却表明在其中发表演说所伴随的危险。
纵观这些事件,意大利众议院既是一处持续运作的机构,也是议会竞逐限度不断变化的记录。它的投票与辩论举足轻重——它们为法西斯进入议会打开道路,审议了将重塑代表制度的法案,接待了墨索里尼政府,也为马泰奥蒂提供了表达反对意见的平台。然而,周遭的威胁、行政权力的软弱、选举规则的改变以及压倒性多数,改变了这些程序所能发挥的作用。因此,本书对这一机构历史的叙述,并非单纯展现议会延续,亦非讲述它骤然被取代;而是呈现一个渐进过程——众议院仍然清晰可见,独立政治抵抗的条件却日益收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