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纳瓦申

《傅科摆》

德米特里·纳瓦申是一名共济会成员和马丁主义者,曾任莫斯科一家银行的主管,并担任人民阵线的经济顾问。他于1937年1月24日遇刺,这成为小说中协同统治秩序历史叙述里的争议事件——一个派别声称,他因揭开了该组织的秘密而被杀;但周围的叙述一再展现这类说法如何被构造、反复援引,并被用来攻击对立的政治阵营。

身份与政治背景

纳瓦申的简短人物介绍将他置于多个机构的交汇处,而阴谋论叙事很容易把这些机构融合起来。他曾主管莫斯科一家银行,后来担任人民阵线的经济顾问;他也被称为共济会成员和马丁主义者。叙述者承认自己并不清楚马丁主义是什么,却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一细节微妙地显示,人物如何将陌生的派别关系汇集起来,构建出日益繁复的阐释体系。

据称,杀害纳瓦申的是由墨索里尼资助的松林会,即秘密革命与民族行动组织。因此,纳瓦申本人的政治立场和派别关系,与一个暴力的反革命组织以及有关隐秘秘传势力操纵的说法并置在一起。这一事件为相互竞争的理论提供了素材,却没有证实确有一个秘密的协同统治权威控制了这起谋杀。

谋杀与协同统治秩序的说法

当时的一种解释认为,松林会受一个秘密的协同统治组织指挥,而纳瓦申因发现了它的奥秘而遭杀害。叙述随后转向占领时期左翼圈子里的一份文件;该文件将法国战败归咎于一项秘密的帝国条约,并称这项条约体现了葡萄牙式法西斯主义。然而,这份所谓的秘密文件实际上是由杜马斯和卡努多根据他们早已公开发表的观点拟定的。在这一例子中,某种政治解读所宣称的隐秘证据,其实是一套被重新包装成秘密知识的公开观点。

当叙述提到于松1946年的著作《协同统治秩序——二十五年隐秘活动概览》谴责左翼的革命性协同统治条约时,这一模式变得更加自相矛盾。同一个协同统治秩序既可以被描述为针对一名左翼顾问的右翼阴谋、导致法国战败的法西斯势力,也可以被说成是在左翼运作的革命性条约。纳瓦申之死并未因这些说法而得到解释,而是被纳入彼此竞争的论述之中。

从政治指控到反犹伪造

小说将这一事件置于更广泛的阴谋论说法谱系之中。后文谈及《锡安长老议定书》时,将其炮制归于俄国秘密警察官员拉奇科夫斯基——据称,1897年搜查埃利·德·西昂的别墅后,拉奇科夫斯基改动了一份源自若利或苏的宣传册,用犹太人替换维特,并将其散布为犹太人阴谋的证据。叙述把这份伪造文本与政治操纵以及败坏维特现代化计划的企图联系起来。这是一个独立的后续事件,并无证据表明它与纳瓦申遇害有关;但它体现了全书反复关注的问题——阴谋论说法如何被制造出来,又如何被重新用于政治目的。

文本还叙述了一项反犹指控如何被转嫁——耶稣会士被指称与一份所谓的秘密文件有关后,他们利用西蒙尼的信件,将责任归到犹太人头上。随后,文本追溯《锡安长老议定书》与莫里斯·若利反对拿破仑三世的自由主义宣传册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该作品纲领自相矛盾——一面攻击自由主义,一面鼓吹革命、不平等、受操控的政权和政治混乱。这里呈现的是一项捏造指控的特征,而非有关犹太人意图的可靠证据。这一叙述序列明确展现了纳瓦申所谓的发现被纳入其中的阴谋传统所造成的危害——政治文本和派别关系被剥离原有背景、重新拼凑,并被用来为反犹指控背书。

叙事意义

除了他的派别关系、政治工作和死亡,小说几乎没有叙述纳瓦申的生平,但这种压缩本身意义重大。他的遇刺成为一个承载点,各种互不相容的解释都将相反的原因附着其上;每一种说法都把秘密协同统治组织的存在视为既定事实,却对谁在指挥它以及它针对谁各执一词。由此,小说展示了一起未获解释的政治谋杀如何恰恰因为某种理论足够灵活、能够吸纳相反证据,而被用来支持该理论。

当人物编造的“计划”被用来把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解释为在遇害犹太人中搜寻隐秘信息时,这种机制发展到了最令人不安的极端。文本将此呈现为他们的阐释方法所导致的荒诞后果,而非历史事实。与这种后续的滥用相对照,纳瓦申事件确立了一个早期模式——一桩真实的死亡被转化为秘密阴谋存在的所谓确证,而不断变化的说法所揭示的,与其说是任何已获证实的秘密组织,不如说是讲述者各自的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