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内斯·特里特米乌斯

特里特米乌斯是一位历史学者，其密码学著作成了阿尔登蒂上校声称发现圣殿骑士团密文的技术枢纽。他的系统使一串看似毫无意义的音节仿佛可以解读，但小说最终揭示，若不审查密文的年代、来源和诠释前提，真实的密码也能被用来支撑虚假的历史。

身份与著作

阿尔登蒂将特里特米乌斯描述为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斯潘海姆的本笃会院长，精通希伯来语、迦勒底语和其他语言，包括鞑靼语。他称特里特米乌斯与神学家、卡巴拉学者和炼金术士通信，并说特里特米乌斯把有关秘密书写的揭示隐藏在魔法解释背后。他于1606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的《隐写术》，讨论如何通过秘密书写向不在场的收信人传达自己的思想；尽管该书以神秘学术语包装，许多例子实际是军事密报，而阿尔登蒂称它是最早严肃研究密码学的著作之一。

这种双重面貌——表面上是神秘学奇观，底下则是技术程序——使特里特米乌斯对阿尔登蒂的论证格外有用。书中提及的天使被描写成解码助手，而其中的例子本身则可以视为密码系统。这一区别很重要——特里特米乌斯对密码的兴趣有史料可证，因而提供了可信的历史依据，但这本身并不能证明中世纪圣殿骑士团使用过他的方法。

阿尔登蒂的解码

阿尔登蒂说，他偶然读到一本特里特米乌斯的著作，并发现书中一则密文与他在英格尔夫文件中找到的那页纸上第一段、看似恶魔语的文字颇为相似。那段文字被描述为对闪米特语的戏仿。随后，阿尔登蒂在巴黎找到1606年版《隐写术》，并把这种相似之处当作解读据称属于圣殿骑士团的文件的线索。

他的解码分为几个阶段。首先，他运用特里特米乌斯四十种主要系统中的一种，假定每个词只有首字母有意义。所得字母序列仍然无法理解，于是他转而尝试十种次要系统，这些系统使用密码轮。最简单的密码轮会用字母表中前一个字母替换每个字母；解码时则反向操作，用后一个字母替换每个密文字母。阿尔登蒂称，这样便得到法语句子“分成六组的三十六位隐形者”，宣告三十六位隐形者分成六组。机械操作是具体的，但将这句话解释为圣殿骑士团组织的证据，则是更进一步、也不那么可靠的推断。

手稿与真实性主张

特里特米乌斯之名出现在一连串文件中，而这些文件从一开始就真伪存疑。阿尔登蒂说，英格尔夫曾把羊皮纸原件带到巴黎，而在一本旧书中找到的那张纸是副本。展示给卡索邦和贝尔博看的现存页面本身也是影印件；阿尔登蒂说，他这么做是为了避免原件进一步磨损。卡索邦质疑英格尔夫可能抄写有误。阿尔登蒂则回答说，既然他想不出事实还能有其他可能，英格尔夫的抄本就必须算作原件。

这段交锋揭示了可重复的解码程序与未经证实的文件历史主张之间的区别。密码轮的存在不能证实羊皮纸的真实性，不能证明文字的作者是谁，也不能确定这些措辞何时进入手稿。阿尔登蒂以确信取代传承链上缺失的环节；恰恰在没有独立证据确认之处，他仅凭断言就把副本说成“原件”。

年代考证逆转推论

很久以后，莉娅审视密文措辞，并将阿尔登蒂的推理倒转过来。她指出，关于三十六位隐形者的法语表达属于十七世纪用语，曾见于一份与玫瑰十字会成员现身巴黎有关的小册子。如果密文使用特里特米乌斯的密码，并引用在玫瑰十字会圈子中流行的表达，这并不能证明特里特米乌斯继承了圣殿骑士团的密码，也不能证明玫瑰十字会的计划就是圣殿骑士团的计划。相反，这说明文本写成的时间晚于特里特米乌斯；鉴于该措辞，它甚至可能写于十七世纪之后。

莉娅提出一种更简单的可能经过——英格尔夫本人对赫尔墨斯秘文和密码学感兴趣，或许把三十六和一百二十这两个数字与玫瑰十字会观念联系起来，随后用特里特米乌斯的一种系统，将一句听起来像玫瑰十字会格言的话编成密码，当作练习。小说并未将她的解释呈现为已获确证的结论，但它瓦解了阿尔登蒂年代推断表面上的说服力。特里特米乌斯真正的密码学著作，既可以用来揭露古老秘密，也同样容易被用来制造古老秘密的假象。

叙事意义

与其说特里特米乌斯参与了当代情节，不如说他是情节中被援引的权威。阿尔登蒂的叙述把这位学者真实的方法变成跨越数百年的桥梁，将一份据称属于中世纪的文件与圣殿骑士团及其据称的后继组织联系起来。后来的重新评估则把密码与围绕它编造的故事分开——能解读的密文不一定是古代密文，历史上的技术也不能证明历史传承确实延续。

因此，小说对特里特米乌斯的描写，使阅读行为本身成为情节中的证据问题。密码似乎许诺着隐藏的真相，但解答取决于读者作出的选择——哪些字母算数、尝试哪种密码，以及应该以什么历史背景来解释结果。一旦这些选择暴露出来，那个看似证实了“计划”的技术线索，反而能够揭示“计划”是如何拼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