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佩斯利

伊恩·佩斯利在叙事中是一位强势煽动者——他既是牧师，也是政治家，将民权抗议描绘成对新教统治的威胁，并帮助把承袭而来的恐惧转化为眼前的政治压力。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面对的群众身上，也体现在他的言辞如何将当地不满、宗教敌意以及德里被纪念的历史联系起来。

身份与公众形象

佩斯利是浸信会牧师之子。在威尔士一所边缘福音派学院接受训练后，他创立了自己的强硬派教会。书中将他描绘成一位体格魁梧的公众演说者——身高六英尺四英寸，头发向后梳，在讲坛上有着鲜明而躁动的气场。这种戏剧化的权威感至关重要——他并非只是陈述政治立场，而是在表演这种立场，身体前倾面向听众，营造出一种警觉不安的氛围。

他的布道把天主教徒在政治和人口上的增长说成生死存亡的威胁。他声称梵蒂冈与爱尔兰共和国秘密结盟，意图推翻北爱尔兰政权，并把天主教徒描绘成步步进逼的威胁。叙事对这类言辞的描述并非无关紧要的人物点缀——它揭示了佩斯利如何将宗教主张转化为政治指控，使邻居看起来像是敌对势力的代理人。

他也是一位有意制造分裂的人物。书中称，他曾带领追随者穿过天主教徒聚居区，他的介入可能引发骚乱；书中还描述了他如何煽动群众愤怒，随后在石块被投掷之前离开现场。这种模式将煽动与直接参与随之可能发生的暴力区分开来，同时也展现了他的公开露面如何助长暴力发生的条件。他的极端立场显而易见，以至于一些共和派人士认为，他让忠诚派的敌意昭然若揭，反而可能有利于他们的事业。克里茜·普赖斯称他为共和派最大的助力，以此表达了这种反讽。

德里与民权游行

游行队伍进入德里前后的对峙，集中展现了佩斯利的政治手法。在游行最后一天前一夜，游行者在克劳迪的一处大厅里睡觉时，数百名忠诚派人士聚集在德里市政厅，参加一场名义上是祈祷会的集会。佩斯利在那里向他们讲话，罗纳德·邦廷则以指定副官的身份在场。这场集会将宗教权威、忠诚派组织以及民权示威者即将抵达的消息，置于同一个剑拔弩张的场景之中。

佩斯利告诉听众，不管游行者如何宣称自己是在和平抗议，他们其实都是乔装打扮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他援引德里作为新教堡垒的象征地位，把即将到来的游行说成是对这座城市抵抗天主教围城的历史重演。书中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德里居民以天主教徒为主，这段历史记忆仍然具有影响力——新教组织每年都会纪念围城，而这座城市在忠诚派的想象中仍是抵抗的象征。佩斯利把学生游行说成一次新的进攻，将当代民权示威重新描述为旧日的宗教派别战争。

人群以欢呼回应，其中有人高喊“哈利路亚！”随后，佩斯利将现场人群的实际指挥交给邦廷；邦廷鼓动任何想要扮演“男子汉角色”的人，使用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防护手段武装自己。这种角色分工意味深长——佩斯利提出指控并煽动情绪，邦廷则给听众更直接的信号，叫他们做好对抗准备。当晚，当地男子在道路上方的田地里堆起大块石头，借助一位同情他们的农夫的拖拉机搬运石块，并将它们堆放在几个战略地点。次日上午，游行者继续前往伯恩托利特桥——通往德里的道路上的狭窄地段；他们知道，自己对非暴力的坚持即将受到考验。

游行之外的言辞

书中将佩斯利的煽动置于更广泛的群体恐吓模式之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橙党游行开始从麦康维尔一家家门外出发。佩斯利公开点名香基尔路上的天主教徒住址，指称居民是罗马教廷的代理人，并敦促新教徒驱逐住在他们中间的天主教徒。书中将此称为“零售式族群清洗”——演讲没有让敌意停留在抽象的谴责层面，而是将其指向可以辨认的住宅和当地商铺。没有电视的琼·麦康维尔和亚瑟·麦康维尔会到邻居家看新闻；随着民权运动和骚乱蔓延，他们对周围的变化愈发不安。

这一事件将佩斯利的公开言辞与贝尔法斯特的日常地理环境联系起来。一个街道地址可能成为政治指控，一家人的住宅也可能因游行队伍从门前经过而变得引人注目。因此，他的号召影响超出了集会范围——它们帮助为群体猜疑确定了本地目标，并赋予其驱逐他人的话语方式。叙事并未声称冲突由佩斯利一人造成，而是展现了他如何让宗派分裂明晰可见，并将其动员为政治行动。

多洛丝·普赖斯获释与后来的公众形象

多年后，在多洛丝·普赖斯获释一事的反应中，人们再次听到佩斯利的谴责。她的刑期暂停执行时，他称这一决定是“骇人听闻的丑闻”，并声称她仍然对社会构成威胁，形容她“心中藏着杀意”。其他批评者则指称，多洛丝和玛丽安·普赖斯故意患上饮食失调症，以求获释。书中将这些指控与姐妹俩的绝食抗议、强行灌食以及当时公众对厌食症所知甚少的情况并置；那种病被轻蔑地称为“节食者的病”。书中还记录了一种猜测，即多洛丝获释可能是与鲍比·桑兹及朗凯什监狱其他绝食者有关的秘密安排的一部分，但并未将这种猜测说成已证实的事实。

这些谴责表明，佩斯利继续以公众人物的身份解读共和派囚犯及其获释，将宽大处理描绘成一种威胁，而不是对多年监禁和疾病的回应。然而，书中也把他后来的职业生涯置于一个不同于德里集会所代表的政治环境之中。书中提及，二〇〇七年《卫报》的一则标题将佩斯利与马丁·麦吉尼斯并列，标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二〇〇一年《观察家报》的一篇报道则描述了有关“另一代人”的警告。这些记录并未抹去早先关于煽动的叙述，而是展现了这位人物在变化中的环境里，持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其政治意义也不断受到重新审视。

叙事意义

佩斯利在书中多次出现，从早期的历史场景和街头场景，到后来有关囚犯和政治变化的叙述皆有涉及。这种反复出现使他的角色超越了游行事件中的单一对手。他体现了公众言辞将宗教身份和历史纪念转化为当下排斥他人的理由的力量。德里集会尤其清楚地展现了这一机制——民权游行被称为入侵，历史上被铭记的围城成为解释当下的范本，群众则受到鼓动，为对抗做好准备。他的重要性在于这种将言辞转化为政治压力的过程，也在于他煽动的强大力量与后来他和昔日对手一同出现的政治局面之间形成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