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基·奥罗
别无所言:北爱尔兰的谋杀与记忆里基·奥罗曾是爱尔兰共和军囚犯、1981年绝食抗议期间的主要发言人,也是贝尔法斯特口述史计划的受访者之一。他讲述英国曾秘密提出一项方案,以及他所说的杰瑞·亚当斯传回拒绝该方案的消息;这一说法挑战了关于绝食抗议为何持续下去的既定解释。奥罗的叙述从保密的口述证词进入公众争议,而他最终销毁自己的录音,则为围绕记忆的冲突画上了私密且不可逆的句号。
囚犯、发言人及访谈对象
奥罗出身于一个早已与共和派政治有所关联的家庭——他的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曾是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奥罗十几岁时加入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成长过程中常唱反叛歌曲,并与杰瑞·亚当斯一同被关押在梅德斯通号上。后来,他与布伦丹·休斯同住一间牢房,并与鲍比·桑兹成为密友。他对这一运动的经历既包括政治投入,也包括内部惩罚——他曾擅自抢劫筹钱买酒,因此被爱尔兰共和军上级朝双腿开枪。后来,他认为这一惩罚是合理的。
1981年绝食抗议期间,奥罗担任囚犯的首席发言人。这一职务使他得以参与谈判,但并未让他接触爱尔兰共和军军委会的审议过程。这一区别对他后来讲述的内容至关重要——他描述了自己和另一名谈判者据称收到并传达的消息,之后又经过多年私下反思,形成了对领导层动机的解读。他并未参与后来提出质疑的领导层讨论。
安东尼·麦金太尔就贝尔法斯特口述史计划联系他时,奥罗起初犹豫不决。一个痛苦的秘密在他心中压了二十年,他担心开口会让这件事暴露出来。该计划的方式提供了一种讲述途径,并约定在参与者去世后才解封证词。麦金太尔本人曾是爱尔兰共和军囚犯,他在一连串晚间探访中于奥罗家中采访了他。最初几次谈话避开了争议较大的内容,涉及奥罗的家庭、早年的共和派生活、未经审判拘押经历以及受罚经过。访谈开始时,奥罗曾发誓不谈的那些事件尚未完全浮现。
绝食抗议的叙述
奥罗一再告诉麦金太尔,他不会谈论绝食抗议;前八次访谈中,他都坚守了这一界限。然而,在最后一次访谈时,他讲出了原本打算保密的故事。1981年夏天,鲍比·桑兹和另外三名绝食者去世后,奥罗参与了狱中谈判。据他所述,囚犯收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的一项秘密提议,该提议会满足他们的大部分诉求。这并非全面让步,但其中包括允许囚犯穿自己的衣服;这是囚犯的主要要求之一,此外还有其他让步。
奥罗说,他和另一名谈判者向监狱外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领导层传话,称他们倾向于接受这项提议并结束绝食抗议。他说,回复明确来自亚当斯——提议不够,囚犯应该继续绝食。绝食抗议结束前,又有六人死亡。公开说法将坚持下去的责任归于囚犯自己。奥罗此前没有挑战这一说法,部分原因是他尊重自己认为共和派精心维护的种种神话。私下里,他对自己当时没有更有力地争取接受提议感到内疚。
他的解读比有关某一条消息的指控影响更深远。随着时间推移,奥罗开始怀疑,亚当斯意识到了绝食抗议带来的政治机会,并让绝食持续下去,以扩大新芬党的支持。鲍比·桑兹的竞选活动通过选举政治为共和主义赢得了民众支持;1981年5月5日桑兹去世后,多达十万人走上街头。奥罗并未参与爱尔兰共和军军委会的决定,并将自己的结论称为事后形成的理论,而非对其审议过程的直接了解。在他的解读中,这场绝食抗议标志着转向选举政治的转折点,而代价是惨重的人员伤亡。
出版与争议
奥罗希望自己的叙述能公之于众,而不是仅供未来的研究者查阅。贝尔法斯特口述史计划负责人埃德·莫洛尼警告他,若出版指称亚当斯明知会牺牲六名绝食者、仍以推进新芬党的选举前景为目的的内容,他可能遭到严厉报复。尽管如此,奥罗还是于2005年出版了《毯子抗议者》。书中既将亚当斯描绘成具有战略远见的人物,也将他写成行事可能诡谲难测的操盘者;书中的叙述并未简单否定其领导所带来的政治影响。
该书出版后引发激烈争论。亚当斯没有直接回应奥罗,而他的盟友与代理人则抨击这本书。绝食抗议期间曾与奥罗密切合作的比克·麦克法兰起初称书中内容纯属虚构,并否认英国曾提出过任何方案。几年后,麦克法兰承认确有一项秘密提议,但仍坚持认为绝食者自己拒绝了提议,并选择继续绝食。因此,争议不仅在于提议是否存在,也在于是谁拒绝了提议,以及应由谁为绝食抗议持续下去负责。
这些攻击并未让奥罗噤声。他公开与质疑其叙述的人辩论,并计划再写一本关于绝食抗议及其后续发展的书。他愿意挑战共和派正统叙事,也为他赢得了支持——多洛丝·普赖斯称赞《毯子抗议者》让人们得以了解这段历史中缺失的一部分。这一事件表明,一段受到争议的个人回忆可以挑战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叙事,但并不因此就能解答所有关于事件经过的问题。
档案与留存之物
奥罗的证词最初是在贝尔法斯特口述史计划的保密承诺下录制的。后来,波士顿学院开始向参与者提供访谈资料,供其取回;此前,学院因处理档案的方式受到猛烈批评,遂试图卸下对录音的责任。奥罗接受了一箱资料,内有他与麦金太尔十多年前谈话的录音和文字稿。原本为日后的历史研究而收集的资料,已面临法律索取和政治利用的风险;该计划承诺访谈会继续封存,却未能使资料免受法院命令的影响。
奥罗把归还给他的光盘和文字稿带到家中的书房。他点起火,打开一瓶波尔多葡萄酒,看着老朋友和战友的照片在火光中闪烁——其中许多人那时已经去世。照片中有一份帕特里克·皮尔斯1916年《爱尔兰共和国宣言》的副本,也有一张布伦丹·休斯的照片。奥罗把自己的证词投入火焰,看着它燃烧。这一举动没有抹去他已公之于众的叙述,却终结了他自己的录音证词在物质上的留存。
这个结局将奥罗故事中的种种张力汇聚于一个场景——讲述一段遭压制的叙述的愿望,将其公之于众的危险与后果,以及原本用于保存这段叙述的记录是多么脆弱。贝尔法斯特口述史计划曾设想,证词会像酒窖中的葡萄酒那样静待时日,直到足以安全研究。然而,奥罗的录音先后经由机构保管,归还给讲述者,最后又被有意销毁。他在公开场合提出的质疑留在了印刷品中;私人记录则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