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安·普赖斯

玛丽安·普赖斯曾是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她担任爆炸物信使、行动领导者和囚犯，后来又支持异议共和主义，因此成为普赖斯姐妹故事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之一。她的一生屡屡与姐姐多洛丝·普赖斯交织——她们加入了这一运动，在临时共和军秘密行动小组“未知者”中行动，一同遭到监禁并参加绝食抗议，最终因疾病和获释而分开。晚年，玛丽安仍然坚持武装斗争，而一项有关让·麦康维尔遇害案、至今未有定论的指控，又使她的过往重新受到审视。

身份与地下活动

还是青少年时，玛丽安·普赖斯和多洛丝·普赖斯继续上学，同时夜间外出，深夜才回家。在西贝尔法斯特，家人往往不会追问年轻人去了哪里。加入遭取缔的爱尔兰共和军本身就可能导致被捕，保密甚至延伸到父母面前。因此，玛丽安早期的政治生活是在一种日常家庭作息与秘密活动并存的环境中形成的。

玛丽安加入了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并承担起实际工作，使她面临这一运动在物质层面的风险。她和多洛丝运送燃烧材料，并了解到硝基苯是土制爆炸物所用的一种材料，闻起来像杏仁糕。材料常在爱尔兰共和国境内准备好，再走私越过边境向北运送。有一次，玛丽安还是青少年，未持驾照开车时遇上了一个军方检查站；车内装有爆炸物，藏在驾驶座一侧车门的面板后。士兵伸手去拉车门把手时，她自己打开车门走了出来，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他挥手让她通过，没有发现藏匿的爆炸物。

她后来还加入了临时共和军秘密行动小组“未知者”。该小组负责将乔·林斯基送过边境，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并很可能遭到处决。多洛丝·普赖斯和她们的朋友休·菲尼加入了这个小组，玛丽安·普赖斯也加入其中。姐妹俩的参与使她们与一个高度保密的组织产生联系；该组织的内部纪律甚至涉及致命决定。现有证据指出，受命具体押送林斯基的是多洛丝·普赖斯，而不是玛丽安·普赖斯；不能把玛丽安是小组成员这一点误当成她执行过这项特定任务的证据。

行动领导与伦敦案件

当临时共和军秘密行动小组“未知者”筹备另一项行动时，小组负责人帕特·麦克卢尔选定多洛丝·普赖斯带队。她被任命为该行动的指挥官，休·菲尼和玛丽安·普赖斯则担任她的两名副手。休·菲尼负责管理行动经费，玛丽安的职位则使她成为行动的高级组织者之一。由于招募来的成员没有在敌后行动的经验，麦克卢尔安排他们在边境另一侧接受爆炸物与定时装置训练。玛丽安的经历由信使工作逐渐转向在秘密小组中承担职责。

行动成员分头出发。玛丽安·普赖斯、多洛丝·普赖斯和休·菲尼原定于十二时三十分从希思罗机场飞往都柏林；按计划，届时其他成员应已起飞。三人到达航站楼时，皇家阿尔斯特警察队特别部门的警员正在等候。接受询问时，玛丽安拒绝提供信息，包括侦探追问其他炸弹所在位置时也是如此。她反复把一枚挂坠放进嘴里，焦虑地咀嚼。负责讯问的总督察怀疑里面可能藏有毒药，便将它夺下，发现那是一枚十字架。这一幕既展现了讯问的压力，也体现了玛丽安拒绝协助当局的态度。

审判中，其余被告均被判有罪。法官判处多洛丝·普赖斯、玛丽安·普赖斯和休·菲尼三十年监禁，认为她们的领导职责足以成为比爆炸小组其他成员判刑更重的理由。玛丽安在组织中的责任由此成为针对她的案件的核心。这也开启了她在狱中的抗争；她和姐姐再次被视作一对姐妹，尽管当局力图将她们分开关押。

监狱、绝食抗议与分离

在布里克斯顿监狱，玛丽安和多洛丝·普赖斯被编上号码，并受到严密监管。姐妹俩拒绝进食，只喝水，并打算必要时一直绝食至死。被关押在其他监狱的休·菲尼和杰瑞·凯利也加入了她们。她们的核心诉求是遣返，以便作为政治囚犯在北爱尔兰的监狱服刑。这场抗议使她们被如何界定囚禁身份——而不只是刑期长短——成为核心议题。

监狱当局对姐妹俩强行灌食。多洛丝·普赖斯形容灌食是一场令人痛苦的折磨，并告诉玛丽安·普赖斯，她认为自己再也承受不了一次。玛丽安告诉姐姐，她可以退出绝食抗议。这番对话既体现了她们共同抗争中的亲密，也显示强行灌食给这场抗争带来的重压。五月，英国政府决定停止对普赖斯姐妹强行灌食。在此之前，两姐妹都曾试图抵抗这一程序；多洛丝·普赖斯后来描述了她们如何抗拒束缚带和管子，这使医生越来越难以安全地给她们喂食。她们反抗的不只是监禁，也反抗一种让她们活下去、却又造成更多创伤的身体处置。

玛丽安后来在阿马女子监狱获释，此前她病情严重，接受了长期治疗。1980年4月30日，她离开监狱，用假名前往贝尔法斯特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英国政府发言人称，她已接受三年的强化医疗治疗，无法再在阿马接受治疗。她于次日办理出院。英国小报把她的获释描绘成一次狡猾的越狱，还暗示厌食症是爱尔兰共和军的伎俩，使一场医疗危机再次成为围绕她抗议意义展开的争论战场。

多洛丝·普赖斯得知玛丽安获释并将活下来时欣喜若狂，但玛丽安获释也终结了姐妹俩共同被囚禁的日子。她们曾被归为一类——艾伯特·普赖斯的女儿、学生抗议者、临时共和军秘密行动小组“未知者”的成员，以及参加绝食抗议的囚犯。多洛丝后来形容，那次分离让她觉得自己仿佛与自己的连体双胞胎被拆开了。这个比喻表明，当玛丽安因病离开监狱，而多洛丝仍被关押时，一段建立在反复共同行动之上的关系如何变得动荡不安。玛丽安后来逐渐疏远共和主义运动，但这种距离并非永久。

再度参与政治活动与入狱

晚年，玛丽安·普赖斯仍公开与武装共和主义有所关联。马塞里恩军营发生枪击事件后，警方追查了一部被真正爱尔兰共和军用来声称对此负责的电话。这部电话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于纽敦阿比的一家特易购超市购得。闭路电视画面显示，一名身穿厚重深色外套的女子购买电话，并直视摄像机；调查人员认出她是玛丽安·普赖斯。这段影像将她与购买电话一事联系起来，但仅凭影像本身并不能证明她参与了枪击。经过两天询问后，她未被起诉便获释。

十八个月后，当局再次拘押她。她被控为恐怖主义目的提供财物，并被控一项与德里异议派集会有关的罪名；在该集会上，一名戴面罩的真正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宣读声明，威胁警察。玛丽安·普赖斯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在当下和未来仍有其位置。她的立场与多洛丝·普赖斯形成对照；对于在耶稣受难日协议达成后继续施暴的共和派分裂组织，多洛丝无法表态支持。

玛丽安接下来的两年都在监狱度过，其中包括长时间的单独监禁。她的银屑病恶化，体重也下降。有时，监狱似乎让她在精神上回到了早年在英格兰被监禁的日子，仿佛中间的几十年——包括婚姻、子女和监狱之外的生活——全都消失了。多洛丝·普赖斯心急如焚，并加入“释放玛丽安·普赖斯”运动，通过写信和举办小型集会要求释放她。支持者称玛丽安是心理折磨和未经审判拘押的受害者；这场运动让人想起当年为释放普赖斯姐妹而开展的努力，仿佛过去再次重演，尽管此时的玛丽安已是年迈且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的女性。

朋友们担心，年轻的异议派同伴可能利用玛丽安作为普赖斯姐妹成员、也是早年斗争象征的声望，为他们的事业增添公信力。2014年，在被拘押两年后，她承认两项控罪，并被判处十二个月监禁。鉴于她健康状况恶化，且已服刑一段时间，法官暂缓执行刑罚。她身体虚弱，拄着手杖走向被告席接受判刑。这个场面与当年带领地下小组的年轻行动人员形成鲜明对照——她的政治信念依然坚定，但年龄、疾病和监禁已使她能够采取行动的范围大为缩小。

让·麦康维尔与一项未有定论的指控

玛丽安·普赖斯可能参与杀害让·麦康维尔一事，仍只是一项指控，并非已确定的事实。书中作者叙述，玛丽安拒绝为本书发言；她在贝尔法斯特的律师没有回应联系；她的一名女儿则礼貌地请求不要再联系她。作者起初主要将此案与多洛丝·普赖斯联系起来，并未考虑玛丽安也可能涉案。

这种怀疑源自姐妹俩共同的经历——她们都曾是临时共和军秘密行动小组“未知者”的成员，并向帕特·麦克卢尔报告。作者推断，玛丽安可能是麦康维尔墓旁的第三名临时共和军秘密行动小组“未知者”成员，也可能是开枪的人。这始终只是推论。作者还考虑，多洛丝·普赖斯激烈谴责麦康维尔并坚称杀害她是正当的，是否反映了她在调和自身行为之余，还必须面对姐姐可能犯下更严重行为的压力。这种解释只是对可能缘由的一种说明，并非玛丽安采取相关行动的证据。

书中也列出应当谨慎看待此事的理由。作者指出，北爱尔兰警察服务局持有一份未删节的波士顿学院访谈稿，并追问——如果多洛丝·普赖斯曾牵涉玛丽安，她为何没有被起诉？2018年，作者在德罗赫达一家餐馆向麦克斯和凯莉提出了玛丽安涉案的理由。麦克斯既不肯确认也不肯否认玛丽安就是开枪的人；凯莉则回忆，玛丽安曾担任她的伴娘，并对玛丽安健康不佳、子女已成年表示担忧。后来，作者写信给玛丽安的律师，询问她是否会否认这一指控，但没有收到回复。问题仍未得到解答，玛丽安被怀疑扮演的角色也因此悬而未决；与此同时，书中最后描绘的她，仍被姐妹之间的亲密关系与另一种可能性交织纠缠——她们共同的秘密生活或许掩盖了一些行为，而现存记录无法对此给出确定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