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既是一座在法国1870年战败后失去的城市，也是乔治·皮卡尔童年记忆中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十六岁时，他亲眼目睹这座城市遭炮击、被毁并最终投降；离开这座城市，促使他将军旅生涯从一种可能的职业选择变成塑造其一生的志业。在小说中，斯特拉斯堡的命运也持续萦绕在军队后来对德国的恐惧之中，使德雷福斯案拥有一段既关乎国家、又极为个人化的过往。

炮击与投降

围困斯特拉斯堡期间，德国炮兵炮击了一座平民城市。皮卡尔回忆说，美术馆和图书馆被大火吞噬，街区化为废墟，朋友在他身旁死去，而他曾努力从瓦砾中挖出陌生人。九周后，守军投降。这段叙述表明，城市陷落不只是军事结果——皮卡尔的记忆扎根于文化的毁灭、个人的丧失，以及帮助伤者和受困者的经历。

投降迫使人们在留在斯特拉斯堡、成为德国人，与放弃这座城市、前往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之间作出选择。皮卡尔一家离开了那里，抵达案件政治司法进展的中心巴黎时一贫如洗；正如他所回忆的，他们对文明生活保障的幻想也已破灭。在战争更广泛的后续影响中，德国占领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使斯特拉斯堡与法国分离一事成为欧洲权力格局转变的一部分。

家庭记忆中的失落故乡

在皮卡尔的回忆中，这座城市通过家庭照片重现——斯特拉斯堡的正式合影、盖德特海姆家宅的花园，以及诺伊多夫树林中的野餐。这些影像留存了那些地点与关系；对这个家庭而言，那个世界已不复以往。斯特拉斯堡不只是军事失败之地，也是故乡的一部分；故乡虽已不再完整，却以照片和记忆的片段留存下来。

这份私人记录使城市在政治上的失落具有了家庭生活的尺度。离开那里不仅意味着跨入法国，也意味着抛下熟悉的家园与景致；而一家人抵达巴黎，则标志着随之而来的物质困顿。在小说的回顾性叙述中，保存下来的影像与被记住的炮击，同属一个已经消逝的世界。

从战败走向军旅志业

皮卡尔将斯特拉斯堡的失守和1870年的屈辱，与自己决定投身军旅联系起来。在战败之前，他原本可能成为音乐教授或外科医生；战败之后，他认为军旅之外的职业选择都显得轻浮。法国战争部资助了他的教育，而他形容军队后来成了自己的父亲。他之后的经历——在圣西尔的304名学员中名列第五，曾在北非和印度支那服役，并获得军事荣誉——表明，这一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成年生活。

这座城市的陷落也属于高级军官共同的记忆。贡斯将军、奥古斯特·梅西耶和拉乌尔·勒穆东·德·布瓦德弗尔被描绘成受1870年战败创伤、始终惧怕德国的人。他们反复计算法国的劣势——每两名法国人就有三名德国人，每当法国能负担两法郎的军备开支时，德国便花三法郎——显示旧日战败如何塑造他们对未来冲突的预期。皮卡尔不接受他们的失败主义，但斯特拉斯堡失守的记忆仍存在于军方解读危险的论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