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雷诺兹
末日逼近(贾斯汀·克罗宁版)比尔·雷诺兹是艾米·哈珀·贝拉方特的父亲,一名四处奔走的推销员。艾米出生后,他回到珍妮特身边,却既没有成为珍妮特曾设想的可靠伴侣,也没能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所需的安稳。人们最初记得他是个迷人的男人,离开时对自己的责任只字不提;后来他再次出现时,已落魄失业。搬进家后,他开始对珍妮特施暴。珍妮特记忆中温暖的形象与归来的男人形成鲜明对照,使比尔成为艾米离开平凡童年之前那段家庭往事的一部分。
身份与初次相遇
比尔最初是在珍妮特工作的餐馆遇见她的。珍妮特从十六岁起就在这家路边餐馆工作,餐馆名叫“盒子”餐馆。他推销联合收割机和收割机,擅长让自己的殷勤听起来真诚。他称赞珍妮特乌黑如煤的头发、榛色眼睛和纤细的手腕;珍妮特觉得,这与她在学校里听过的男孩们空洞的恭维不同。他那辆仪表盘熠熠发亮、配有奶油色皮革座椅的新款庞蒂亚克,更让人觉得他的生活比珍妮特自己的生活光鲜得多。
珍妮特相信自己本可以爱上他,但他只在镇上待了几天。后来她发现他已经结婚,在内布拉斯加州有个家庭——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鲍比、比利。他给珍妮特看了他们的照片。珍妮特的父亲问孩子的父亲是谁时,她没有说出比尔的名字,因为她知道比尔在别处已有家庭。比尔没有以任何被承认的身份参与艾米的生活;珍妮特给女儿取了名字,并在自己父亲的帮助下把她养大。父亲为艾米准备了婴儿房,做好迎接孩子到来的准备。
重返珍妮特的家
艾米三岁时,珍妮特的父亲在上班前走向卡车途中突然去世。珍妮特只剩下在“盒子”餐馆的工作,收入少得不足以养活自己和艾米;她在海军服役的兄弟也没有回她的信。在这段艰难时期,比尔重新走进餐馆。一切令人不安——珍妮特记得他的沙色头发垂在额前,也记得自己曾从他身上感受到的温暖;如今他看起来老了,也瘦了,胡子拉碴、衣衫邋遢,穿着沾满污渍的工作衬衫,而不是她记忆中熨烫平整的马球衫。
比尔最终搬进珍妮特和艾米住的房子。珍妮特说不清是自己邀请他留下,还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但她几乎立刻就后悔了。庞蒂亚克不见了,他推销农机的工作也没了。他说经济不景气,谁都买不起东西,还声称自己有计划;珍妮特看到的却是,他整天坐在家里,对艾米不闻不问,甚至连早餐后的碗碟都不收拾,而她则整天在餐馆工作。他的归来没有带来可靠的支持——家里只是多了一个成年人,珍妮特肩上的实际负担却丝毫未减。
暴力与离开
搬进来三个月后,比尔喝醉了,打了珍妮特。事后他崩溃大哭,一再道歉,说自己生活中的种种变故,是任何男人都难以承受的。他保证这种事绝不会再发生,不会再打珍妮特,也不会打艾米。最后,珍妮特也向他道了歉。这种不对等的交锋成了家中反复上演的模式——比尔施暴之后会懊悔,但懊悔并不能阻止暴力再次发生。
第二年冬天,珍妮特的支票账户余额付不起取暖油账单,比尔又因钱的事打了她。后来,比尔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时,把自己的东西塞进当初带它们进屋时用的纸板箱。珍妮特抱着艾米坐在厨房桌旁,盯着时钟,数着比尔回来再次打她之前还剩多少分钟。事后她注意到,他甚至从来没有一只像样的行李箱。曾把他带进这个家庭的箱子,如今又把他带了出去;这个家常细节让他的出现有多么临时、不稳,一目了然。
叙事意义
比尔的形象建立在鲜明的转变之上,而不是一段独立展开的长篇故事之中。最初的比尔,是由珍妮特对他的殷勤、外貌以及她曾设想与他共度的未来的回忆塑造的;归来的比尔则因失去工作、疏于履行责任和施暴而显出另一副面貌。这种变化并未抹去珍妮特早先的心动,却揭示出那份心动对他们共同生活的前景几乎无法提供任何保障。
比尔在艾米早年生活中的作用,体现为先是缺席,随后又带来伤害。珍妮特初次怀孕时,他没有承认女儿;后来他虽然归来,却没能让家变得更安全、更安稳。相反,他的所作所为加重了贫困以及珍妮特父亲去世后她所承受的孤立所带来的压力。因此,这段叙述将艾米的童年开端置于脆弱的家庭往事之中,同时把焦点放在承受比尔选择后果的人身上——珍妮特和他们年幼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