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政策

凯南的遏制政策是一项通过持续施加反压力来抵制苏联扩张的战略，并不承诺迅速获胜，也不主张立即展开全面对抗。乔治·凯南于1947年在一篇文章中对这项政策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公开阐述，但本书将其采纳过程描述为一场历时颇久的重新评估——尽管事态发展不断缩小合作的可能，哈里·S·杜鲁门仍继续希望与苏联维持可行的关系。由此形成的政策，既以对苏联权力采取坚定态度为特征，也同样取决于耐心以及对行动方式的争论。

定义与形成

1947年夏，乔治·凯南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署名“X”。“遏制”一词当时已在美国国务院使用，但凯南的文章为它提供了广为人知的战略阐述——坚定遏制，并以“在俄国人显露出任何扩张迹象的地方，都施以不可动摇的反制力量”为后盾。他设想持续施加压力，直到苏联“变得温和”或崩溃。这一阐述使抵抗成为持续行动，并以苏联的行为为条件；它描述的不是一次单独的军事行动，也没有设定短期时限。

这一主张很快成为围绕新兴冷战展开的更广泛公共辩论的一部分。凯南的身份为人所知后，沃尔特·李普曼在一本名为《冷战》的书中提出了强烈反驳。伯纳德·巴鲁克此前曾在演说中使用过“冷战”一词；它与“铁幕”一词一道，进入了战后政治词汇。本书因此将遏制政策置于一场充满争议的辩论之中，而不是把它描绘成一项一经提出便毫无异议地采纳的原则。

从战时合作到重新评估

杜鲁门最初的做法并非毫无保留地敌视苏联。在讨论苏联对波兰的政策时，他承认无法指望约瑟夫·斯大林完全合作，但表示若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五的合作程度，他就会满意。他还警告说，如果波兰问题未能按照雅尔塔会议商定的方式解决，参议院可能会拒绝美国加入联合国。这些表态既显示他愿意寻求合作，也表明他认识到，国外达成的协议取决于国内的政治支持。

转变并非发生于某个单一时刻。本书指出，后来的观察者会争论冷战究竟始于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与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首次对峙，还是国会批准马歇尔计划。书中将乔治·马歇尔于1947年4月26日从莫斯科返回，视为美国政策转变最明确的分水岭。马歇尔报告说，外交努力并不奏效，苏联领导人意在让欧洲陷入漂移与混乱。这份报告印证了杜鲁门此前已私下得出的结论，但书中叙述强调了他早期保持耐心与最终确立对苏政策之间的时间间隔——他曾写信给埃莉诺·罗斯福，认为必须以耐心指引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而他花了两年时间才形成一项政策。

耐心、联盟与政治支持

遏制政策是在与顾问协商、争取国内支持采取行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杜鲁门政府考虑援助希腊时，问题被提出时并不只是请求拨款，而是对苏联势力是否可能扩张的一次考验。在与国会领袖的一次会议上，马歇尔描述了一场可能使苏联势力扩展至欧洲、中东和亚洲的危机，并把选择概括为积极行动，否则就会因不作为而败退。杜鲁门明确赞同马歇尔的判断。这一事件将海外抵抗与争取国会在国内支持政策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

即使危险言辞日渐尖锐，杜鲁门也没有把这场冲突说成能够迅速解决。1950年5月，他乘火车进行为期两周的巡回之旅，在十五个州发表了五十多场演说。他没有提及约瑟夫·麦卡锡，也没有号召备战。相反，他告诉听众，冷战将持续很长时间，没有迅速或轻易结束它的办法，但问题终究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得到解决。这趟旅程面向公众的耐心语调，与华盛顿日益紧迫的战略警告形成对照；它也表明，杜鲁门在避免过早宣告危机的同时，努力与美国民众保持联系。

军事力量与政策的局限

凯南的做法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这份机密报告于1950年4月提交给杜鲁门。报告认为，如果没有整体军事力量优势，遏制政策就只是在虚张声势。报告警告说，仅有核武器并不足够，苏联可能在1954年前实现核力量平衡。报告提出的应对办法是大规模扩充常规军力，讨论的年度费用在400亿至500亿美元之间，至少是当时军事预算的三倍。

杜鲁门没有因为报告的紧迫语气就立即作出决定。与早先一份政策备忘录的处理方式一样，他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锁起来收好。尽管没有否定报告中的主张，他拒绝在了解更多情况之前采取激烈行动。5月，在横贯全国的巡回之旅期间，他仍然把冲突描述为一场长期斗争，没有呼吁迅速扩军。书中没有断言，若后来的事态未曾改变当时的情况，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书中指出，若无这样的变化，他不太可能按照报告提出的条件推动扩军。

历史意义

因此，遏制政策呈现的并非一套固定公式，而是通过一系列关于苏联意图、外交、军事能力和民主认同的判断逐步形成的政策。凯南最初的主张提供了持续施加反压力这一核心逻辑。按照本书的描述，杜鲁门的作为使任何将遏制政策说成一时冲动或瞬间转向的论述变得复杂——他起初为合作留下余地，听取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倚重的同一批资深顾问的意见，并缓慢走向立场确立。

这项政策还包含一项影响深远的分歧——应当如何使坚定立场具有可信度。凯南的阐述主张在苏联发生任何扩张之处施以反制力量；《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则认为，若不大幅扩充常规军力，遏制政策就不可能成功。杜鲁门对支持扩军的犹豫，表明接受遏制的战略目标，并不等于接受所有提议的手段。本书将这场辩论最终造成的后果留待后续事态揭示，同时指出，耐心、军事准备和政治支持已经成为衡量遏制政策要求的几种彼此竞争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