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的有限战争政策
杜鲁门朝鲜战争中的有限战争政策，是哈里·S·杜鲁门在朝鲜作战、同时不让冲突演变为更大规模战争的方针。该政策为军事目标设定了政治界限——如果胜利意味着冒着爆发原子武器世界大战的风险，杜鲁门就不会以这种方式追求胜利。相反，他认为和平——包括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是有效且必要的选择，可以取代战场上的胜利。
起源与战略利害
朝鲜进攻大韩民国后，这项政策逐渐成形。入侵令美国官员措手不及——尽管三八线沿线的事件使朝鲜半岛可能成为冲突热点，但在众多国际热点问题中，它原本并非优先关注对象。美国军队不久前才离开韩国，官员也曾公开认为战争不大可能爆发。然而，对杜鲁门而言，这次攻击属于更广泛的事态模式。1950年6月25日，他从密苏里州返回途中，回想起民主国家未能反对侵略的先例，包括满洲和埃塞俄比亚的事件。他认为，如果任由一个更强大的共产主义邻国不受抵抗地侵入大韩民国，其他小国可能会因此失去抵抗类似威胁的信心，也可能助长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这一推理使干预与克制成为同一项政策的组成部分。杜鲁门认为不作回应十分危险，但也反对让回应无限扩大。朝鲜半岛战场考验的是，能否在反对侵略的同时，避免重蹈导致先前世界大战的升级链条。因此，目标不只是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击败对手，而是在保卫受威胁国家的同时，将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内。
胜利的界限
到杜鲁门公开为这一方针辩护时，他已明确划定界限。如果在朝鲜取得胜利会带来涉及原子弹的世界大战风险，他就不会追求那种胜利。按照他的说法，和平可以取代胜利。限制战争有明确目的——防止朝鲜冲突扩大，并在不让美国及其盟国承受规模大得多的战争后果的情况下，为达成解决方案创造可能。
6月25日，杜鲁门在田纳西州塔拉霍马发表演说，阐述了他认为批评者提出的其他方案所带来的危险。扩大冲突可能使美国资源陷入一场大规模亚洲战争，削弱美国在欧洲的联盟，招致苏联介入远东事务，并带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他认为，把上述每种危险都当作一场赌博，等于让国家的外交政策押在一连串可能造成灾难的结果上。这项政策并非声称战争没有代价。杜鲁门承认伤亡仍在持续，但将其与全球核冲突可能达到的规模相权衡。
这一差别也有助于解释，为何这项政策不意味着杜鲁门希望战争无限期持续。就在6月25日，也就是美国参战近一年后，他表示愿意在三八线达成解决方案。苏联副外交部长雅科夫·马利克刚刚提出停战，杜鲁门的回应符合寻求结束战斗、而非扩大作战目标的立场。
克制、压力与战俘
战争持续造成的人道与政治负担考验着这项政策所要求的克制。即使美国伤亡人数已比战争第一年大幅下降，杜鲁门仍明白，每多持续一周，就会带来死亡与苦难。冲突消耗资源，也损害了他的总统声望。民意调查显示，一半美国公众赞成使用原子弹结束战争，这进一步加大了采取更极端方案的压力。尽管如此，杜鲁门仍坚持限制冲突，并寻求避免将战争转变为全面战争的结果。
他的私人文字展现了克制要求他压下的愤怒与挫折感。在一篇长篇手写独白中，他设想向莫斯科发出最后通牒，其中包括封锁中国海岸并摧毁满洲的军事基地；文字随后进一步升级，威胁打击港口、城市和工业中心。本书将其呈现为私下宣泄，而非已采纳的政策或实际采取的行动。这与杜鲁门公开承诺限制战争形成对照，显示了这项政策面临的压力，但并未抹去愤怒的假设与他所捍卫的方针之间的区别。
停战谈判引出了另一个有关和平条件的问题。在板门店，联合国军司令部关押的13.2万名朝鲜战俘的去向，成为谈判的主要障碍。其中约6.2万人不愿回国。尽管最初已同意立即交换全部战俘，美国却反对强制遣返。杜鲁门坚持让战俘自行选择是否回国，认为结束敌对行动不能成为违背他们意愿移交他们的理由。他的立场将政策上的战略克制，与美国在换取停战时所能接受条件的界限结合起来。
核风险与历史意义
杜鲁门后来称，决定介入朝鲜战争是他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决定，并称朝鲜战争是冷战的转折点。按照他的说法，自由国家此前未能经受住侵略所带来的考验；这一次，它们作出了回应，但现代战争的毁灭性潜力并未失控。他强调，根本问题是核时代的和平。1953年卸任时，他表示自己在朝鲜的目标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并认为发动核战争是不可想象的。
这项政策的意义在于，它试图兼顾两种要求——反对侵略而不让冲突无限升级，以及寻求和平而不把解决方案的所有条件都视为可以接受。它的衡量标准不只是美军能否夺取更多领土或摧毁更多敌方力量，而是美国能否在反对侵略的同时，避免冲突规模大到压倒最初的干预目的。这一界限表明，有限战争既是关于政治目标的总统决策，也是关于军事手段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