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条件投降政策
杜鲁门无条件投降政策是哈里·S·杜鲁门宣布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标——敌方武装部队应在不通过谈判争取让步的情况下投降。该政策体现了他延续所继承的战争目标,影响了同盟国向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也为他愿意提出的条件划定了界限。然而,落实这一政策并不只是重复一句口号。《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武装部队必须无条件投降,同时没有说明天皇的命运,并承诺善待日本人民。
战时目标与公开承诺
这项政策是杜鲁门表明战争将持续到同盟国实现投降为止的努力之一。1945年4月16日,他在对国会的演说中重申,无条件投降是战争目标。德国投降后,他向公众讲话时将胜利描述为只完成了一半——日本尚未投降,战争仍须继续直至结束。他另行发表声明,要求日本投降,并警告说,同盟国的打击将愈发猛烈,继续抵抗只会带来更多苦难,却无法改变结果。
德国最高统帅部于1945年5月7日无条件投降。杜鲁门同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的意见,等到三国能够在次日早晨,即5月8日,共同发布公告时再行宣布。这一安排使德国投降成为他所重申政策的具体先例。欧洲胜利日当天,杜鲁门还敦促美国人坚守岗位,直到赢得最后一场战斗——在他的表述中,欧洲战事结束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
关于日本投降条件的争论
同盟国准备《波茨坦公告》时,亨利·史汀生认为,坚持无条件投降可能使日本相信自己无法保留天皇。史汀生提议改用这样的措辞——同盟国将继续作战,直到日本停止抵抗。詹姆斯·F·伯恩斯反对这一修改。他认为,无条件投降是已经确立的目标,也是重要的公开承诺,并主张在胜利近在眼前时放弃这一目标可能会被视为绥靖。杜鲁门听取了史汀生的意见,但没有接受这项修订建议。
不过,最终公告在提出要求时加入了重要限定。公告由杜鲁门、克莱门特·艾德礼和蒋介石联合发表,承诺给予人道待遇,并称日本人民不会作为一个种族遭到奴役,也不会作为一个国家被摧毁。公告描述了这样的未来——日本的战争能力将被消除,建立一个负责任、爱好和平且经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待言论和宗教自由得到确立后,占领军将撤离。“无条件投降”一语仅在最后一段出现一次,具体指武装部队投降,而非日本民族投降。另一种选择则是“迅速而彻底的毁灭”。
公告没有提及裕仁,也没有解释另一种选择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日本官员收到的要求虽然核心目标明确坚定,但对天皇的影响仍未说明。文本区分了无条件的军事投降与日本民众未来将受到的待遇,尽管公告并未解决战后安排中的所有问题。
政策与原子弹决策
投降目标构成了杜鲁门考虑使用原子弹时的背景之一。他后来回忆,在波茨坦,他的高级军事和文职顾问都支持使用原子弹;乔治·马歇尔强调,入侵日本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杜鲁门引用马歇尔的估计称,在东京平原及其他地区登陆,至少会造成二十五万名美国人伤亡。他写道,自己经过长时间、审慎的思考才得出结论,同时也表示自己不喜欢这种武器。在后来的一篇叙述中,他将最终决定在何处、何时使用原子弹描述为自己的责任,并表示他将原子弹视为一种军事武器。
问题不仅在于日本是否已经战败,也在于它是否会投降,从而结束杀戮。文本将这项政策呈现为政府寻求果断终结抵抗的原因之一,同时也表明军事建议、预期伤亡和战争势头共同影响了杜鲁门的判断。顾问委员会和科学小组曾考虑过在非城市地区进行演示,但最终否决了这一方案——科学家认为,没有哪种演示可能产生所需的震慑效果;此外,人们还担心唯一可用的一枚原子弹可能会失效。这些论据说明了当时决策的背景,但并未因此抹去其后果或其他可能的选择。
限制、保证与意义
按照杜鲁门的解释,这项政策并不意味着要灭绝或奴役日本人民。8月9日,杜鲁门回应一名记者提出的继续摧毁日本的建议时写道,对于因日本领导人拒绝屈服而不得不消灭整个人群,他感到遗憾。他表示,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会这样做;他还提到,自己的目标是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同时也关切日本妇女和儿童。当天夜里,他敦促日本平民离开工业城市以保全自身。
这项政策的意义在于,无条件要求军事投降与杜鲁门所说应当约束实现这一目标之手段的界限之间存在张力。《波茨坦公告》保留了既定目标,同时将武装部队与国家区分开来,并就日本人民及其政治未来作出保证。因此,在本书的叙述中,无条件投降既是杜鲁门拒绝弱化的一项公开承诺,也是一个在适用于日本时被限定得较窄的术语,并非要求摧毁或征服日本全体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