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豪在这篇传记中既是纳粹迫害之地，也因其历史与战后对伯纳德·彼得斯的审查纠缠在一起而出现。彼得斯遭囚禁、他对获释经过的叙述，以及J.罗伯特·奥本海默后来对其可信度的怀疑，使达豪不再只是一处地点——它成为一场争论的一部分，争论关乎在纳粹统治下幸存究竟意味着什么。

囚禁与获释

彼得斯是一名犹太学者，据称于1933年因涉嫌非法从事共产主义活动，遭慕尼黑国家秘密警察签发逮捕令逮捕。另一份日期为10月14日的警方命令指控他从事共产主义活动，并禁止他继续学业。这篇传记提醒读者不要轻信这些指控——彼得斯是犹太人，而当时纳粹正在掌权。

彼得斯本人的记录表明，他曾是慕尼黑附近达豪的一名囚犯。按照叙述中的说法，在经历了三个月令人恐惧的囚禁后，他作证称自己被转送至慕尼黑的一所监狱，随后获释。他题为《慕尼黑附近达豪集中营囚犯报告》的报告于1934年在纽约撰写。现存细节勾勒出逮捕、囚禁、转送和获释的大致经过，但未能厘清他被拘押期间的所有情形。

在政治证词中被重新诠释的记忆

多年后，达豪在截然不同的情境中再次出现——有关彼得斯政治可靠性的证词。曾指导并支持彼得斯的奥本海默质疑彼得斯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任，并提到他所说的彼得斯曾靠耍手段逃出达豪。这番话使这位昔日囚犯的求生手段，成为他获释很久之后作出的政治判断的一部分。

这一判断引发了强烈回应。康登后来表示，奥本海默竟在委员会听证会上质疑彼得斯的可信度，令他感到震惊；尤其是当时距数百万犹太人遭屠杀不久，而且彼得斯本人也有被纳粹囚禁的经历。在这番重新叙述中，达豪不再只是彼得斯曾被关押的地方；它成为历史背景，使奥本海默的话显得格外刺痛人心。

历史与传记意义

有关达豪的证据来自文件和回忆，而非对集中营本身的连贯叙述。彼得斯的囚犯报告、他对转送和获释的证词，以及后来围绕奥本海默言论发生的争议，各自提供了不同类型的记录。综合来看，这些材料展现了迫害经历如何在后来的调查中被援引，也展现了个人幸存的意义本身如何成为争议焦点。

对于奥本海默的传记而言，这一提及意义重大，因为它揭示了他针对一位昔日门生作证所造成的个人代价。对于彼得斯而言，它将有文件记载的囚禁事实，与后来公开出现的怀疑联系起来；这种怀疑针对的是他在纳粹囚禁期间的行为。记录既保留了达豪作为迫害之地的沉重意义，也保留了围绕这段历史后来如何被用于一场政治对抗的未解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