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

美国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

白宫成为美国转向热核武器的关键决策场所。1950年1月31日,哈里·S·杜鲁门只短暂听取了反对速建计划的理由,便决定继续推进;当晚,他宣布启动一项旨在确定热核武器是否可行的计划。这场短促的会面与其后巨大的影响形成鲜明对比,也与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警告形成对照——这种武器可能使军备竞赛更加危险,而不是让国家更加安全。

行政决策场所

白宫在此并非泛泛的背景,而是一个争议问题被归结为总统决策的地方。戴维·利连索尔、迪安·艾奇逊和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从街对面的国务院旧楼步行前往会见杜鲁门。利连索尔反对速建计划;艾奇逊私下认同他的许多反对意见,却认为国内政治压力会促使杜鲁门批准计划。约翰逊公开表示,他关心的是保护总统。这段叙述表明,决策不仅受国家安全论据影响,也受到政治预期左右,关乎政府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怎样的外界观感。

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后,利连索尔刚开始陈述,杜鲁门便问道:“俄国人能造出来吗?”在场的人一致回答说他们能,杜鲁门随即断定:“既然如此,我们别无选择。就这么办。”利连索尔后来记下,代表团抵达之前,杜鲁门显然已经拿定主意。走出办公室时,利连索尔看了看手表——总统给他的时间正好是七分钟。这场短暂的会见使白宫成为行政决断之地;一场科学家和官员们已争论数月的辩论,几乎没有给反方陈述留下时间,便就此结束。

决策及其紧接着的发展

这项决定是在总顾问委员会否决速建计划之后作出的。J.罗伯特·奥本海默和委员会多数成员担心,热核武器的破坏力可能极其惊人,以至于不存在足够大的正当军事目标来证明使用它是合理的。他们认为,一枚当量可能达到一亿吨三硝基甲苯的武器,可以摧毁150至1000平方英里甚至更大的区域,并可能成为种族灭绝武器。多数成员还质疑,拒绝制造这种武器是否会使美国陷入无助境地——如果苏联研制出超级炸弹,美国的原子弹库存仍能提供效果相当的报复手段。在他们看来,拒绝研制也可能为恢复军备控制谈判留下余地。

然而,在白宫,杜鲁门最先提出的问题是苏联能否造出这种武器。在这场对话所设定的框架内,回答使这一决定显得不可避免;委员会关于美国研发并不能阻止苏联研发的论点,则基本未获讨论。当晚,杜鲁门宣布启动一项旨在确定这种武器“技术可行性”的计划,并下令全面重新审查战略计划。由此,白宫将一项简短的总统决策与更广泛的政策进程联系起来——宣布之后,相关方面着手编制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该文件否定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拟议政策,并将庞大的核武器库置于美国防御战略的核心。

会议之外的后果

这一决定标志着军备竞赛的转折点。到这个十年末,美国核弹头库存将从约300枚增至近18000枚;在此后的五十年里,美国将生产七万多件核武器,并为核计划耗资5.5万亿美元。这些数字展现了利连索尔记忆中仅持续七分钟的会议所带来的后果之规模。白宫的决定与其说解决了战略辩论,不如说确定了此后政策和生产将沿着何种方向推进。

这一决定的后果也加剧了奥本海默与主张采取更扩张性核战略者之间的冲突。1951年,他看到了美国空军一项摧毁苏联城市的计划,并认为这是犯罪性的种族灭绝。他还参与主张以战术核武器替代摧毁城市的热核炸弹,不过该书指出,战场核武器可能使核武器更容易被使用,并引发规模更大的核交锋。这些后来的辩论并非在白宫举行,但它们揭示了在那里作出的决定所涉及的重大利害——有关武器和战略的选择,不仅塑造了核武器库的规模,也塑造了人们设想战争可能采取的形式。

决断与争论之地

在这段叙述中,白宫的重要性在于,它与漫长审议和集中的权力形成对照。总顾问委员会曾用数日讨论超级炸弹,权衡军事可行性、平民毁灭、世界舆论和道德责任。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议上,杜鲁门关于苏联能否研制这种武器的问题,迅速缩小了争论范围。这个场所赋予总统作出选择的权力,但后果远远超出那间办公室,影响了战略原则、工业扩张,以及日益迫切的争论——核安全能否通过积累更多武器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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