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

西班牙进入叙述的方式，与其说是作为亲身到访的地方，不如说是作为一处政治战场；那里的危机影响了J.罗伯特·奥本海默、琼·塔特洛克及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社交圈的生活。西班牙内战使这个国家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事业——这场反法西斯斗争促成了筹款、公开呼吁和私人捐赠，也帮助人们将政治关切转化为有组织的行动。

内战与国际事业

1936年7月，西班牙军队中的右翼派别起兵反抗马德里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左翼政府。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领导下，叛军原以为能在数周内推翻共和国，但民众抵抗十分顽强，冲突遂演变成一场残酷的内战。美国和欧洲各民主国家宣布对交战双方实行武器禁运；这些国家既对西班牙政府中的共产主义影响心存疑虑，也受到天主教会的推动。这一政策使共和国处于不利地位——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贝尼托·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慷慨援助法西斯势力，而苏联则是唯一援助被围困的共和政府的国家。

这场战争也吸引了来自西班牙以外的人。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左翼人士加入国际纵队保卫共和国；1936年至1939年间，约有2800名美国人自愿加入由共产党支持的亚伯拉罕·林肯旅。保卫共和国成为自由派圈子中的一项广受关注的事业。因此，在书中的叙述里，西班牙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战场——这场冲突成为一项考验，检验远离战火的人们要如何践行反法西斯承诺。

塔特洛克与西班牙事业

到1936年秋，西班牙是最令琼·塔特洛克全神贯注的事业。她有时通过加入美国共产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承诺，但叙述将她对这些事业的关切，与对该党的效忠或对其意识形态的认同区分开来。她为社会不公感到触动，尤其关心保卫西班牙共和国。这种承诺属于更广泛的社会良知的一部分；这种良知也促使她立志成为精神科医生，以实际方式帮助他人。

塔特洛克敦促J.罗伯特·奥本海默采取行动，而不是继续做一名同情的旁观者。当他表示自己也许只是站在政治斗争边缘、支持弱势一方的人时，她劝他不要满足于这样的角色。他们开始为西班牙救济团体组织筹款活动。因此，他们的关系成为战争的遥远利害关系进入伯克利生活的一条渠道——西班牙不只是一个讨论的话题，更是筹集资金、寻求援助的理由。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筹款与援助

1937年春，哈康·谢瓦利埃加入了一位刚受过伤的作家的加利福尼亚州巡回活动。那位作家推广小说，并为西班牙医疗局筹款；该组织向共和国输送医疗援助。这一事件将西班牙事业与谢瓦利埃的信念联系起来——知识生活与政治承诺密不可分。书中将这种结合描绘为J.罗伯特·奥本海默周围圈子的特点；在这个圈子里，文学、科学和政治兴趣彼此交汇。

1937至1938年冬，塔特洛克将J.罗伯特·奥本海默介绍给托马斯·阿迪斯。阿迪斯是西班牙难民救援呼吁组织的主席，也是曾鼓励她攻读医学的导师。阿迪斯成了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朋友，并使他进一步参与救济工作。他起初向奥本海默寻求资金捐助，以支持共和事业。后来，在斯坦福大学实验室的一次私下会面中，阿迪斯提议，如果J.罗伯特·奥本海默希望资金用于支持作战，就通过共产党渠道汇款。此后，J.罗伯特·奥本海默定期向阿迪斯支付现金；阿迪斯后来又建议把捐款交给艾萨克·福尔科夫，他是旧金山共产党的一名资深成员。

这些款项的形式和用途都很重要。J.罗伯特·奥本海默以现金捐款，因为他认为用于军事装备的捐助，与医疗援助不同，或许并非完全合法。他知道这些钱将用于支持作战；他通过共产党为西班牙救济所作的年度捐款约为1000美元，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1939年法西斯势力获胜后，阿迪斯和福尔科夫又为其他事业募款，包括组织加利福尼亚州流动农场工人的行动；J.罗伯特·奥本海默最后一次此类捐款似乎是在1942年4月。西班牙是这套捐助模式的起点，却不是唯一的去向。

公开行动与战后影响

有组织的救济也采取了公开行动的形式。1938年1月下旬，《人民世界》报道称，J.罗伯特·奥本海默、哈康·谢瓦利埃和其他伯克利教授筹得1500美元，用于购买一辆救护车并运往西班牙共和国。同年春，J.罗伯特·奥本海默与太平洋沿岸的另外197名学者共同签署请愿书，敦促富兰克林·D.罗斯福解除武器禁运。这两项行动体现了面对同一困境时的不同应对方式——医疗援助能够缓解眼前的苦难，而解除禁运则会改变共和国作战所面临的军事条件。

1939年共和国的失败改变了筹款网络的方向，使其转而支持其他政治和社会事业。然而，西班牙仍是这个圈子政治历史上的一个奠基性经历。对塔特洛克来说，西班牙曾是1936年最重要的事业；对J.罗伯特·奥本海默来说，它促使他持续捐款，并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这段历史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展现了遥远冲突如何转化为本地行动，也凸显了共和国的失败与人们曾共同怀抱的保卫共和国的希望之间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