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与阿尔皮纳蒂：质问案情并安排公开声援
M：世纪之子贝尼托·墨索里尼与莱安德罗·阿尔皮纳蒂的关系，既包含个人忠诚，也包含在法西斯势力扩张过程中形成的政治纽带。阿尔皮纳蒂并非只是一个下属——叙述将他描绘成一位能够当面质问墨索里尼的老友。1924年，这种关系表现得最为清楚——马泰奥蒂失踪后，阿尔皮纳蒂向墨索里尼提出质问，劝他惩处罪犯，随后又为这位身陷困境的领袖安排了一次简短的公开声援。
身份与政治纽带
阿尔皮纳蒂的社会背景与后来寻求法西斯庇护的富有势力截然不同。他是来自罗马涅的铁路工人，父母贫困；在成为墨索里尼的私人朋友之前，他曾是无政府主义者。叙述称他身材高大结实、慷慨忠诚，并且天生善于领导武装人员。这些特质使他成为政治组织与街头武力世界中的重要人物；与此同时，他的出身也使他与那些希望将武力用于对付农村贫民的地主产生了矛盾。
两人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中发展。1919年，米凯莱·比安基奉墨索里尼之命，已经与米兰城的省长达成安排，使法西斯团体可以协助维持公共秩序。省长透露了一份政府机密通令，敦促法西斯分子协助镇压革命企图，即使采取暴力手段也在所不惜，条件是这些团体接受官方指挥。这是法西斯行动获得制度性入口的一个例子，并不能证明该协议是由阿尔皮纳蒂亲自谈成的。不过，这有助于说明墨索里尼和阿尔皮纳蒂这样的地方武装领袖所处的政治环境——自由主义国家可以寻求法西斯协助，同时法西斯主义也在建立自身的政治权威。
阶级矛盾与法西斯支持的用途
阿尔皮纳蒂的出身与其支持者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在博洛尼亚的一场大屠杀后变得具体起来。八人丧生，约三十人受伤；叙述指出，死者几乎都遭到背后射击。伤亡事件促使劳动会宣布全省举行三天总罢工。作为回应，当地农民、制造业者、商人、专业人士、公职人员和房主组织了博洛尼亚社会防卫协会，并宣称准备取代国家保护其成员。
面对这一反应，阿尔皮纳蒂陷入两难。拥有艾米利亚-罗马涅大片土地的大地主提出给他十万里拉，让他保护他们免受贫民威胁；但他视贫民为自己人。与此同时，他也认为罢工和革命期望正在损害意大利。在一封寄往米兰城的信中，他质疑——资产阶级迟迟未能应对危险这一点，是否足以成为拒绝这笔他认为斗争所必需资金的理由。材料记载了他的质问，却没有说明他最终是否接受了这项提议。这显示出他与墨索里尼运动之间联系所承受的压力——政治忠诚以及对革命社会主义的共同反对，必须与一个问题并存——法西斯武力究竟会服务于谁的利益。
这种矛盾并非抽象问题。在费拉拉，墨索里尼派出一名巡视员评估当地局势并维持控制。巡视员发现，许多新成立的支部几乎没有政治或意识形态内涵，主要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者；农业界人士提供物质支持，到12月20日，他们已向法西斯组织的资金库投入两万里拉。这段叙述没有说阿尔皮纳蒂负责指挥费拉拉的这一网络，却揭示了围绕墨索里尼领导地位形成的更广泛模式——地方性法西斯组织可以从财产所有者那里获得资源，同时宣称自己具有更广泛的政治目标。
马泰奥蒂危机——质问与劝告
1924年7月下旬，阿尔皮纳蒂从一次车祸中恢复后，带着四名同伴前往罗马。一行人进入空无一人的基吉宫，阿尔皮纳蒂没有等人通报，径直走进墨索里尼的办公室。他看到总理面容憔悴，似在发烧。墨索里尼抱怨说，在政治局势之下，一名死者的命案悬而未决，已经使执政变得难以忍受。阿尔皮纳蒂直接问墨索里尼是否下令杀人。墨索里尼否认了这一点。接着阿尔皮纳蒂指出，如果他没有下令，这桩罪行就不该由他负责；他应当惩处罪犯，而不是继续为此事所困。
这段交锋表明，阿尔皮纳蒂并非只会恭顺附和的盟友。他没有回避核心疑点，也没有淡化墨索里尼否认之后应采取的实际行动——罪犯应受惩处。与此同时，这一场景也展现了两人之间的亲近。墨索里尼向老友倾诉危机带来的压力，描述人群充满敌意的沉默，并说自己再也无法面对维莉娅·蒂塔·马泰奥蒂。叙述对此作了更正——6月13日拜访过一次之后，维莉娅便再未前来。因此，墨索里尼担心她可能再次出现，并非对她屡次登门的事实陈述，而是他在这场危机中备受煎熬、仿佛被幽灵纠缠的感受之一。
作为公开表演的忠诚
阿尔皮纳蒂的拜访没有以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告终，而是以一个举动收场。在返回艾米利亚之前，他命令四名法西斯黑衫队员加入门外那群沉默而充满敌意的人群，并在墨索里尼出现在门口时鼓掌。墨索里尼已有数周没有听到掌声，因而十分惊讶，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这一行动让领袖得到片刻可见的宽慰，却没有改变更广泛的公众情绪，也没有解决马泰奥蒂危机。叙述随即强调，全国依然阴云密布，马泰奥蒂的失踪仍笼罩着政治舞台。
因此，这一事件展现了两人关系的双重性质。阿尔皮纳蒂的忠诚并未阻止他直截了当地质问墨索里尼并主张惩处罪犯；而他清醒的劝告，也没有阻止他安排一次小规模的声援行动。他们的友谊既能让双方在私下坦率交谈，也能在公开场合组织支持，但两者都无法让尚未解决的罪行消失。掌声只持续了一个晚上，危机及其政治后果却延续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