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尼托·墨索里尼与尼古拉·邦巴奇

贝尼托·墨索里尼与尼古拉·邦巴奇曾是同志，但本书所追溯的关系，主要是两人在政治上日渐分道扬镳。他们过去的熟悉并未缓和冲突，反而使冲突更加尖锐——墨索里尼在文章中嘲讽邦巴奇，私下否定他的革命能力，并把这位社会主义领袖描绘成一个屡屡许诺却无法兑现的人。与这种评价相对，邦巴奇仍在倡导一场超越议会的革命。这种对照体现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政治风格——一种坚持革命话语，另一种则愈发着眼于行动、组织与权力。

昔日同志与对立道路

本书称邦巴奇是墨索里尼的老友，这段交情使两人后来的交锋带有私人色彩。然而，到1919年末，墨索里尼已经开始把社会主义者的成功视为一种正在形成的弱点。在一次与比安卡·切卡托的私下谈话中，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在竞选期间作出的承诺已成为他们的负担，其中包括一再呼吁追随弗拉基米尔·列宁。他说，如今若要推进革命，他们就必须采取行动；然而，他认为他们缺乏这样做的能力。

邦巴奇成了墨索里尼用来具体说明这一判断的例子。墨索里尼称他无害，并把他与那些总是病恹恹、还要埋葬健康之人的人联系起来。墨索里尼预言，只要等上一段时间，待社会主义浪潮退去，他就会让人们见识真正的政治“野蛮人”是什么样子。这并非对邦巴奇性格的中立评估，而是墨索里尼借此强调两者差异的方式——他认为自己有行动意志，而社会主义者只有缺乏革命力量的言辞。

莫斯科之行与公开嘲讽

邦巴奇试图为革命寻求支持，使两人的分歧更加鲜明。他把希望寄托在与苏联高级外交事务官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会面上，并热切谈论意大利革命即将到来。李维诺夫的回应令人失望——尽管意大利社会党实力强大，其革命派却很弱；苏俄当务之急，是恢复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商业关系。因此，这段叙述展现了邦巴奇对革命的期待，如何遭遇一个着眼于对外务实关系的苏联领导层。

邦巴奇从丹麦返回后，墨索里尼在报纸上把他的失望变成了嘲讽。他在《意大利人民报》撰文，讥笑邦巴奇在哥本哈根停留，身处“天堂的门槛”，却没有继续前往莫斯科。这番挖苦有双重作用——既把邦巴奇的旅程贬为未能抵达他理想化之地的失败，也利用两人昔日的亲近关系，使批评更为尖锐。本书并未将此描述为私下和解或辩论。如今，两人的接触表现为公开的讥讽言辞。

邦巴奇的议会论述

1920年4月20日，在米兰举行的社会主义者集会上，邦巴奇显然满怀苦涩地谈论一个令他失望的世界。他的演说起初带有忧郁的基调，但他对社会民主主义谨慎态度的抨击，又使演说恢复了紧迫感。他主张，新的革命必须独立于议会，在没有议会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并以议会为对立面；他将这一立场与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一个摆脱议会约束的未来联系起来。

本书将这一立场与墨索里尼的嘲讽并置，表明两人的分歧不只是昔日朋友之间的争执。邦巴奇仍坚持把革命视为政治目标，但叙述也展现了他影响力的局限——李维诺夫质疑革命派的实力，而墨索里尼则把邦巴奇的信念视为缺乏行动能力支撑的空话。叙述并未认定墨索里尼的判断是客观结论，而是展现他如何借此诋毁一位社会主义对手；这位对手的政治语言，曾经属于更广泛的革命鼓动潮流。

对行动的不同理解

本书通过对照邦巴奇的革命词汇与墨索里尼逐渐形成的政治实践，进一步凸显了这段关系的意义。叙述称，邦巴奇满足于革命的形式——在这种观点看来，委员会与革命变革可能沦为空洞抽象，成为“影子的影子”。这一批评出自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而非墨索里尼，但它呼应了墨索里尼攻击背后的实际问题——革命宣言究竟能否改变政治关系，还是终究只是宣言。

墨索里尼的回答，日益体现在一场将组织与力量视为政治变革工具的运动中。到1921年，法西斯主义进入选举联盟之际，他坚持党派候选名单不容讨论，而是要付诸表决。在国家法西斯党成立之际，他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能够以暴力吸收自由主义的综合体，把国家与运动等同起来，并将民族团结与帝国野心联系在一起。本书还记载，米凯莱·比安基声称，尽管政府试图约束武装法西斯队伍，党部与战斗小队仍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些发展并不表明墨索里尼与邦巴奇曾直接交锋，而是揭示了两人之间日益扩大的距离——邦巴奇坚持议会之外的无产阶级革命，墨索里尼则在构建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

由分歧界定的关系

本书对战后政治的更广泛描绘，有助于说明昔日同志之间的分歧为何重要。书中把欧洲描绘成一座因大规模死亡而空荡的舞台，面对数百万归来的退伍军人，而旧政治秩序似乎无力避免进一步动荡。在这种背景下，革命话语并非邦巴奇一人所有——墨索里尼同样借助变革、青年与民族复兴的承诺。然而，两人赋予这些话语的政治含义各不相同。邦巴奇将其导向无产阶级革命；墨索里尼则将其转向一场自称要约束群众、并使自身成为国家的民族运动。

因此，两人的关系并未以一次戏剧性的决裂告终。本书通过一系列语气变化追溯这段关系——昔日友谊、私下否定、报纸嘲讽，以及双方政治实践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墨索里尼与邦巴奇的熟悉关系增强了嘲讽的力量；而邦巴奇持续呼吁革命，则凸显了宣告新秩序与建立能够强加新秩序的运动之间的差异。本书将这一对照留作这段关系最为深远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