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泰奥蒂与墨索里尼:反抗法西斯武力威胁
M:世纪之子贾科莫·马泰奥蒂与贝尼托·墨索里尼之间的政治对立,体现为权力失衡——墨索里尼政府声称自身具有合法性,同时警告说它可以凭借武装力量统治;马泰奥蒂则继续在议会内发言并审查政府的行动。这场冲突从一场受暴力与妥协影响的政治较量,发展为一场围绕民主政府还剩下什么的直接对抗。其核心反差在于——墨索里尼将武力说成自己可以动用的选择,而马泰奥蒂坚持行事,仿佛议会问责仍然重要。
背景——压力下的政治
到1921年,法西斯分子进入国家政治的议会道路逐渐开放。4月和5月,是否接纳他们加入全国联盟——一个由传统反布尔什维克政党组成的联盟——成为自由派人物争论的问题。最终接受结盟,标志着这场运动从街头暴力转向议会代表制。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暴力已经结束;它使一场在政治危机中形成的运动进入了它将从内部挑战的制度。
国家难以控制法西斯武装活动,使这一转变的利害关系更加突出。1921年12月,首相伊瓦诺埃·博诺米试图限制警棍的使用,并将法西斯准军事团体列入非法组织。新当选的国家法西斯党总书记米凯莱·比安基回应称,党部与战斗小队不可分割。该指令刊登于《意大利人民报》。省长未能执行公共秩序指示后,博诺米又发布了一份通告;但这一事件表明,国家的正式措施可能遭到有组织的政党以武装力量作出的回应。马泰奥蒂后来在议会中的抵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制度仍在运作,但它们遏制政治暴力的能力已明显削弱。
墨索里尼对权力与武力的宣示
墨索里尼进入政府后,意大利众议院听到一项声明,将政府说成是源自议会任命之外、凌驾于议会之上的力量。墨索里尼称法西斯革命具有正当性,并表示有意捍卫和强化它。挤满法西斯小队成员的旁听席报以掌声。这一场面使双方的对立不再只是政策分歧——马泰奥蒂将要发言的机构,正被告知它从属于一种以运动及其武装支持者为根基的政治权威。
墨索里尼提到三十万名武装青年,称他们随时准备听命行动,从而明确发出了威胁。他说,自己本可以把议会变成法西斯部队的营地。在这场演说的记述中,这番话改变了议会得以存续的含义——议会仍然开放,但其继续存在被说成取决于墨索里尼的克制。因此,这场对立是在一种隐含威胁之下进行的,双方并非处于平等的制度条件。
议会内的反应也体现了这种压力。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尼蒂默默离席;莫迪利亚尼和马泰奥蒂从社会主义者席位上站起,而据记述,整个议场中只有一声呼喊为议会辩护。随后,墨索里尼说,自己本可以封锁议会大门并组建一个完全由法西斯分子组成的政府,但当时选择没有这样做。叙述所呈现的其他议员的默然接受,与马泰奥蒂愿意公开表达反对形成对照。这一事件显示,议会在形式上仍然运作,但许多议员对新政府的反应,仿佛政治自由是来自上层的恩赐。
马泰奥蒂的议会抵抗
众议院给予政府信任投票两天后,马泰奥蒂在关于延长1922—1923年临时预算的辩论中登上讲台。其他登记发言的议员退出了,他没有退出。作为意大利统一社会党的书记,他宣布将讨论技术问题,随后称议会的处境是独裁而非民主。程序本身十分寻常,但他的表述明确揭示了其中的矛盾——议会正在辩论预算,与此同时,议会政府的运行条件却正遭到颠覆。
马泰奥蒂选择以严格审查作为自己的立足点。他审查税收均衡、浮动债务和铁路赤字预测,将政府预算提案中的出入视为更广泛政治堕落的征兆。他的详细批评针对一个曾宣扬革命和武装力量的政府,并预言它最终仍将依赖常见的国库债券。右翼一名发言者斥他为悲观主义者。这番插话并未改变他的方法——他以公共财政的细节,质疑政府对自身的描述,以及它声称不受通常政治评判约束的主张。
叙述将这场技术性演说,与墨索里尼那种令人难忘的公开演说区分开来。马泰奥蒂的发言被呈现为一种持续的反对,而非试图与对手比拼其政治表演;他以细节和程序表达抵抗。这一选择也暴露了它的局限。议会仍允许他发言,但政治环境已使发言成为一种反抗行为,而非民主保障仍然稳固的证据。
议会之外的反对
叙述将马泰奥蒂的决心不仅置于公开辩论中,也体现在书信里。他写信给他所看重其支持的资深社会主义者菲利波·图拉蒂,表示自己不会退缩。他批评向新权力屈服的同僚,并谴责本党道德状况日益衰退。他在通信中将墨索里尼的政治号召力描述为一种能够诱使反对者屈服的力量,同时坚持认为顺从并非不可避免。这些私下表述与议会中克制的反应形成对照——许多议员在公开场合接受屈辱,而马泰奥蒂的书信则留下了明确拒绝退让的记录。
他写给妻子的信增添了个人层面,却没有取代政治层面。十月初,法西斯迫害者威胁要进军罗马之际,马泰奥蒂在多年离家生活、常住旅馆和临时住所之后,试图在首都安顿一个家。他写道,自己想保护妻子和孩子,并表示即使有了房子,也不会透露地址。这段记述表明,危险如何影响他的私人抉择,同时也显示,他的政治抵抗与对家人安全的关切并存。
持续的对抗
1924年5月30日,马泰奥蒂再次在意大利众议院起身发言,当时议场中有窃窃私语,也明显充满敌意。叙述称,尽管他在四年任期内发表过106篇长篇演说,他仍处于孤立状态,几乎遭到排斥。许多同僚,包括本党成员,都认为他令人厌烦而且执拗。这种敌意有助于解释他在政治上的孤独——坚持并未换来广泛声援,议会仍允许他发言,却没有让他的出现受到欢迎。
现存场景在阿尔弗雷多·罗科请马泰奥蒂发言时结束;它没有交代随后演说的具体内容。但它确立了这场对抗的反复出现。墨索里尼曾公开提及支撑其政府的武装运动,而马泰奥蒂仍继续走进议会,要求在那里拥有发言权。因此,他们的对立既是政策之争,也是政治形式之争——议会是否还能追究权力的责任,还是其程序已成为展示政府压倒性力量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