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友谊的反世界

第二性

女性友谊作为反世界,指女性在私人领域分享经历与知识;这些经历与知识在男性界定的世界中往往得不到充分承认。它提供认同、亲密感和应对日常生活的策略,却不会自动成为集体独立的途径——女性可以彼此庇护,同时仍将希望寄托于男性,并竞争男性的认可。

在约束中形成的共同世界

女性友谊形成于一种社会处境之中——女性被隔绝,无法享有男性能够获得的交往形式。婚姻可能使年轻女性离开家人和朋友,而家庭成员也不一定会成为真正的伴侣。文中提到一位新娘,她离开故乡来到巴黎;给母亲写长信能让她稍感宽慰,却无法代替母亲在身边。住房短缺时与丈夫的家人同住,也无法保证亲密关系。面对这种孤立,女性得以维持或建立的友谊因而格外珍贵。

她们的团结有其独特基础。文中描述,男性通过各自的思想和计划彼此交往;女性则因受共同的社会命运限制,能够认出彼此共有的经验。她们交谈时,往往交流私密心事和食谱,而非意见;怀孕、分娩、孩子的疾病、女性自身的疾病以及家务,成为她们借以衡量和理解生活的事情。烹饪和家务的诀窍承载着口耳相传的实用知识。这些交流使一个原本可能被视为琐碎的日常领域,成为拥有自身关切与准则的世界。

彼此倾诉也使女性能够质疑施加在她们身上的性与道德规范。她们可能互相谈论性挫折,嘲笑男性的欲望或笨拙,并质疑丈夫和一般男性所谓的道德与智力优越性。由于男性可能迫使女性做出他们公开谴责的行为,女性便在彼此之间寻求一种平行的道德准则,用来决定如何面对堕胎、通奸、欺骗和背叛。在这一论述中,女性彼此之间的严密审视并非单纯的恶意——受限的处境迫使她们自行创设更多赖以生活的实用道德指引。

幕后亲密关系及其形式

反世界也让女性暂时摆脱与男性相处时必须进行的表演。文中指出,面对丈夫或情人时,女性仿佛身处台前——她们经营自己的外表与形象,内心却觉得自己并非如此。在女性群体中,她们则可以退到幕后,远离冲突,感到自在;她们能够为公共角色做准备,却不必一直维持这种角色。这种区别说明,为什么女性之间的交往可以让人感到真实,即使她们与男性的公共关系要求她们隐瞒自我、经营形象。

文学作品为这种亲密关系提供了家庭生活中的例子。在科莱特的《玩偶屋》中,三位为爱情烦恼的姐妹,每晚聚在旧沙发旁;她们小时候也曾在那里相聚。她们休息、回想当天的烦恼,并为接下来的事情做准备;睡一觉、洗个热水澡,或一起哭一场,都能带来暂时的慰藉。她们不必多说什么,也能为彼此留出空间。这个场景呈现的反世界并非政治组织,也不是完全独立的社会,而是反复发生的关怀行为——每位姐妹都帮助其他人营造庇护之所。

对一些女性而言,这种温暖、表面看来琐碎的亲密关系,可能比与男性之间正式而严肃的关系更为重要。女性朋友可能成为可信赖的见证者,让女性确认自己的外表和吸引力;女性之间的感情则可能从多愁善感的依恋延伸到身体上的温情。这样的关系在女性生活中可以居于边缘,也可以占据中心。然而,亲密并不等于共同迈向独立——友谊仍可能围绕着被看见和被肯定的需要而形成。

团结、竞争与男性世界

使女性走到一起的社会条件,也使她们的关系变得不稳定。她们的团结往往建立在普遍的女性处境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彼此独特计划的认同之上。她们共同面向男性世界,各自都可能希望获得这个世界所珍视的东西。因此,认同也带有竞争意味——女性能够因共同处境而理解彼此,同时也可能把对方视为对手。

这种矛盾既出现在求爱关系中,也出现在家庭关系中。家庭主妇可能向女佣倾诉并请她帮忙,却又因为女佣把工作做得太好而心生不满。女主人既希望有人替自己分担劳动,又想保留与这项劳动相关的功劳和权威;另一位女性的能力可能威胁她认为自己不可或缺的感觉。她们也可能对照料孩子的教师、护士、家庭教师或亲戚感到恼怒。这种冲突并不证明女性毫无团结;它显示,狭窄的家庭领域会使地位与认可变得稀缺,令合作转化为围绕谁有权指挥劳动、认领劳动成果的竞争。

在爱情与诱惑的问题上,竞争尤其激烈。分析认为,女性被最亲密的朋友背叛这一形象,并非仅仅是文学惯例——女性知己可能迷恋上吸引自己朋友的男性,而亲密关系也可能使她们近距离接触并分享这种吸引力。因此,一些女性恋爱时会与亲密朋友保持距离。男性恋人给友谊蒙上阴影,使忠诚难以与竞争分开,也削弱了女性依靠彼此情谊的能力。

未能带来集体解放的相伴关系

女性可能一起向男性报复、设下圈套、辱骂他们,或私下批评他们;然而,反世界并未被描绘成一个自主的归宿。女性是囚禁中的同伴这一意象,既呈现了友谊能够成就的事,也揭示了它无法实现的事。她们互相帮助,共同承受受限处境,甚至可能为逃离做准备;但她们仍期待解放者来自男性世界。共同的避难之所留住了温情,却不一定改变使其成为必要的结构。

这一局限将女性友谊与女性更广泛的处境联系起来。女性分散在男性群体之中,并通过家庭、工作、经济利益和社会条件与父亲及丈夫相连。她们不像能够围绕共同劳动身份或独立公共空间组织起来的群体那样,拥有形成统一政治主体的现实手段。阶级与种族进一步将她们分隔——资产阶级女性可能与资产阶级男性结盟,而非与工人阶级女性结盟;白人女性也可能与白人男性结盟,而非与黑人女性结盟。无论私人理解多么令人有所依凭,都无法仅凭自身克服这些分隔,也无法消除再生产依附关系的经济与社会安排。

其根本的哲学区分,在于受困于重复劳动,与拥有追求能够开启未来的计划的手段,两者并不相同。家务劳动可能将女性束缚于循环往复的事务之中;经济不平等和婚姻的诱惑,也让她们更难选择独立。在这种处境中,友谊提供了一个反世界,让女性得以坦诚交谈、分享实用知识并暂时获得慰藉;其中的矛盾揭示了为何亲密本身无法保障自由。友谊的重要性既在于它所提供的庇护,也在于它显露的局限——女性能够共同认识自身面临的困境,却尚未因此摆脱孤立、竞争,也未能脱离外部世界的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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