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服役并为之作战的法国

在《破晓的承诺》中，加里服役并为之作战的法国不只是罗曼·加里希望在那里开创生活、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之战斗的国家。起初，它是母亲为他想象出来的国度，一个关于正义与伟大的故事，为他的抱负赋予形状。当历史和法国的制度与这个故事相矛盾时，他并没有就此抛弃它——他必须决定怎样的法国值得他效忠，以及归属于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

最初通过故事认识的国家

在法国成为他可以生活其中的地方之前，它首先是母亲讲述的故事构成的风景。在立陶宛的森林里，母亲把这个国家描绘成童话，让它的历史与文化成为母子亲密生活的一部分。她讲述圣女贞德和攻占巴士底狱的故事，也讲童话故事；拉封丹的寓言则帮助他学习阅读。甚至法语也逐渐让他觉得像是自己的母语。这个国家通过母亲的声音和神情来到他面前；他想象中的法国之美，与他对母亲的爱密不可分。

这种教育赋予法国非凡的情感权威。童年时，他把铅制士兵摆在地板上，想象自己率领军队；历史世界不是遥远的事实，而是游戏和抱负的素材。母亲的理想也包含着对他未来的承诺。困苦再次降临时，她告诉他，他会成为加里服役并为之作战的法国大使；在她看来，这是他至少应当达到的命运。她认为，外交是跻身杰出人物之列的合宜途径，而大使制服象征着卓越。因此，加里服役并为之作战的法国不仅作为故土来到他面前，也成为一种人生的舞台；他必须以此证明母亲的期望没有落空。

童话遭遇历史

成年后的叙述者明白，母亲心中的法国是一种极富想象力的愿景，它与这个国家动荡而矛盾的现实发生了冲突。然而，这种冲突无法抹去早年的塑造。他说，即使生活在加里服役并为之作战的法国，也无法让他摆脱童话——继承而来的形象仍是衡量现实国家的尺度。因此，他对法国的依恋既不是单纯的爱国确信，也不是毫无保留的幻灭。理想依然存在，但经历迫使他将理想与那些自称代表它的人民和制度区分开来。

他对危险的早期认识体现了这种区分。母亲的爱国信念在他周围形成了一道保护屏障。他信任法国陆军及其领导人，并不认为法国的沉默是危险的征兆。他回忆说，自己直到在尼斯的中学就读时，才知道法国曾于1870年战败；母亲没有提过这件事。这个省略说明，她的叙事如何保护孩子，使他不接触可能动摇国家不可战胜形象的事实。战前，他很少关注欧洲局势，也无法轻易理解阿道夫·希特勒或纳粹党。对他而言仿佛是沉着坚强的表现，部分源于他从小生活在一套令人安心的确信之中。

1940年法国战败，理想由此遭到决定性的考验。他从未想过自己的国家会失败，部分原因在于他相信母亲的一生不可能以失败告终。然而，当他听到夏尔·戴高乐6月18日的号召时，加里服役并为之作战的法国不再只是母亲童年故事中的国度。他从将军的话语中认出了那个曾在他们旧居卖帽子的女人的声音。他毫不迟疑地同时响应这两种声音——继续战斗的公开号召，以及最初教会他理解法国的私人权威。记忆中的母亲之声让抵抗成为个人之事，而这番号召则赋予她心中的理想以政治形式。

归属感受到制度挑战

他对法国的忠诚，并未使他免于在自己声称属于的国家内遭到排斥。在法国空军飞行学校，他被告知自己不及格，原因是他出生在俄国，入籍时间又太短。谈话中提到的规定，把飞行军官的任职资格限制在父母为法国人者，或入籍已超过十年者。尽管这项规定曾被批评为不民主且带有歧视性，而且据说并未执行，它仍被用来拒绝他。他抗议自己是法国人，得到的却是轻蔑的回应，而非认可。

这次拒绝带来了矛盾的变化。后来，他把这段痛苦经历称为自己真正感到成为法国人的时刻，仿佛直到那时才终于被同化。这个国家不再像是由一群高高在上、与众不同的人构成。法国人和其他人一样，可能愚蠢、可笑，也可能不公；法国包含着千百种面貌，既有高贵的一面，也有令人厌恶的一面。他必须选择其中哪些面貌像是母亲所描述的那个国家。他不再让一面旗帜替他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试着观察持旗者，再决定自己效忠于谁。法国成为一种需要审慎判断的承诺，而非道德完美的保证。

服役、生存与归来之约

他的服役使这份承诺产生了实际后果。战争爆发时，他在加里接受空军训练的萨隆-德普罗旺斯担任空中射击教官。母亲乘出租车赶到那里与他告别，带来的食物和用品是给他的军官们准备的，而不是给他本人。他通过母亲解释自己为何确信胜利——在他看来，母亲的一生以及她为此作出的牺牲，都要求故事以胜利收场。1940年，即使军事局势推翻了他的种种设想，他仍期待法国能够恢复元气。母亲的愿景没有让他成为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它给了他战斗的理由，也让投降变得无法容忍。

这套标准也塑造了他在战争期间身患重病时的反应。他认为自己的生还与尚未履行的责任紧密相连——带着胜利回家、写出一部伟大的小说，以及成为加里服役并为之作战的法国大使。这些目标将个人抱负、母亲的期望，以及他对人生必须通过成就获得意义的信念结合在一起。他最终康复，并未就此结束服役。他重返作战飞行；1943年，他的中队调往英国后，他一边执行军事任务，一边创作《欧洲教育》。他想象母亲不得不接受文学成就取代她原本希望他获得的军事荣耀，但她为他抱有的艺术抱负仍会实现。

归来与法国的意义

战争接近尾声时，他计划回家，文学成就与军事成就汇合在一起。他捎信告诉母亲，自己获得了解放勋章，而自己的书也让她多少实现了她想象中的艺术声誉。母亲的信传达了喜悦与温情，也带着一句道歉；他当时还不明白她为何道歉。他期待带着荣誉、小说和外交生涯的前景归来——这些物品与资历标志着一名返乡的法国军人，也表明他离家的岁月正通向他长久以来向自己许诺的重逢。

返乡途中，他把地中海想象成一位前来迎接他的老保姆，并以陪伴、正义和理性来理解这次归家。这一幕不仅仅是回到国家领土。它汇聚了使法国具有意义的种种线索——母亲最初的承诺、战败后仍选择继续战斗、认识到法国社会并不完美，以及希望牺牲能为一个更光荣的世界作出贡献。在这部回忆录中，法国的重要性体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那段尚未解决的往返之中。这个国家不可能永远是童年时纯然未受玷污的童话，但它未能符合童话，也没有抹去他对它的依恋。它成为一个他必须睁大眼睛去选择、去效力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