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科学派与对疾病的否认

金发美人

《基督教科学派与对疾病的否认》展现了小说如何描写一种借否认疾病来承诺精神疗愈的信仰,以及当这种承诺取代医疗护理时可能造成的人间代价。这一观念在截然不同的情境中反复出现——格拉迪斯·莫滕森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诺玛·简·贝克试图理解自身痛苦时转向宗教著作,而伊迪丝·米特尔施塔特拒绝接受癌症治疗。她们的故事共同区分了作为慰藉的信仰与被用来解释疾病不存在的信仰,也揭示了当康复成为信仰考验时,信徒所承受的重担。

教义与日常实践

小说将孤儿院传授的基督教科学派教义描述为一种不承认疾病具有终极真实性的体系,并将祈祷视为应对身体及其他困扰的途径。伊迪丝的同事正是依据这一教义来理解她拒绝医疗帮助的行为——她相信祈祷,包括亲友为她祈祷,能够治愈她的癌症。这一教义不仅影响她的行动,也限定了她能够如何称呼自己的病情。即使疾病不断恶化,她也从不说出病名,并将病情的发展理解为信仰不够坚定的证据。

对诺玛·简·贝克而言,宗教实践与其说是一套已经确立的单一解释,不如说是她在不确定之中不断回归的事物。婚姻期间,她重读玛丽·贝克·艾迪所著的《科学与健康》,也阅读一本关于诺查丹玛斯的书。那时她睡得很好,身体感觉良好,并希望怀孕。宗教阅读是她期待生活的一部分,也与她渴望孩子、憧憬和丈夫共同生活的心愿交织在一起。在其他时候,面对疼痛与焦虑,她认为疗愈必须来自内心,有些疾病或许根本无药可愈。叙事将这种精神信念与她切实经历的痛苦并置,而非将其当作痛苦已经消失的证明。

格拉迪斯与医疗权威的影响

格拉迪斯的疾病通过几种无法简单相互印证的证据呈现。在工作中,底片实验室的化学物质使她双眼流泪,耳边也会响起声音。她知道脑中的声音并不真实,也已熟练地学会不去理会它们,不过疲惫有时会令她更难控制这些声音。她坚持忍受工作环境而不抱怨,也是另一种隐忍,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症状不真实或是她自愿造成的。

诺玛·简询问能否探望母亲时,医院告知她,格拉迪斯的康复程度已接近其病情所能达到的上限。她已住院十年,接受过数个疗程的电休克治疗,危机因此有所减轻;她也接受了密集的药物治疗,以预防抑郁和躁狂发作。医院记录称,她多年来没有试图伤害自己或他人。向有意收养她的人提供的诊断则称,她患有慢性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并可能因酗酒和滥用药物而出现神经系统损伤。这些临床分类与治疗措施影响了他人接触格拉迪斯的方式,包括已与母亲分离十年的诺玛·简;然而,这些信息本身并不能传达母女重逢的艰难,也无法讲明格拉迪斯试图控制的那些声音背后的经历。

在医院里,诺玛·简立刻认出了母亲。格拉迪斯身形消瘦,穿着褪色的绿色病号服;诺玛·简拥抱她并哭泣,格拉迪斯既没有回抱,也没有推开她。诺玛·简后来回忆这次见面时,说两人都流了泪,尽管场景本身清楚表明,哭泣的只有她一人。她的回忆与实际可见的相遇并置——她的渴望是真实的,但彼此认出对方并不意味着母女关系得以恢复。

信仰、照护与拒绝治疗的代价

诺玛·简与伊迪丝·米特尔施塔特的关系,将宗教信仰与一种已经失去的关怀联系起来。离开孤儿院后,她与这位前院长通信了几年。伊迪丝寄来基督教科学派出版物和生日礼物;之后,信件便停止了,没有明确的解释。诺玛·简猜想,沉默或许是她结婚所致;后来她又想,伊迪丝是不是看到了围绕玛丽莲·梦露的宣传,却没能认出她,或是厌恶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这种不确定性令缺席又像是一次拒绝。宗教通信曾是她与一位昔日照料过自己的成年人之间仅存的联系之一,因此它无缘无故地中断,带来的情感代价远不止失去阅读材料。

多年后,在一次探访孤儿院的慈善活动中,诺玛·简带着一群助理和一辆装满复活节篮子、食物与糖果的货车抵达。公开场合与她私下的焦虑形成对照——她服用了超过每日处方剂量的杜冷丁,还服了阿司匹林,因为两眼之间逐渐加剧的脉动疼痛令她不安。走近伊迪丝时,她想象疗愈只能在自己内心找到,并想起神圣之爱满足人类一切需要的教义。这一场景并未消除围绕她的医疗危险,也没有证明宗教信仰能够治好她。相反,身体脆弱的她试图面对疼痛并寻求关怀时,精神语言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伊迪丝之死与教义造成的人间后果

伊迪丝罹患癌症的经历,鲜明揭示了以祈祷代替医疗的局限。她的同事注意到,她一个月内至少瘦了二十磅,面色苍白,眼下有明显的黑眼圈。他们劝她去看医生,她却拒绝了,坚信自己不需要医生。她显然吓坏了,却不肯承认自己的恐惧。她将信仰理解为祈祷应当足以对抗疾病,并一直拒绝住院,直到被强行收治。

小说没有将后果描写成信教者与医学之间简单的冲突。伊迪丝的信仰为她理解疾病提供了解释,但这种解释却让疾病变成对她虔诚程度的评判——她相信杀死自己的不是癌症,而是信仰不足。她的同事描述了这种教义所导致的格外残酷的逻辑——既然教义认为死亡本身并不真实,死亡来临时,信徒便可能责怪自己。小说将这段叙述与格拉迪斯接受机构治疗以及诺玛·简私下寻找宗教信念的经历并置,使信仰、疾病与照护始终处于紧张关系之中。信仰能够提供语言、仪式与希望;但当它让医疗帮助显得多余时,也可能使病人背负起为自己无法选择的病情负责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