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爱与表演的依存关系

金发美人

《依赖表演而获得爱》是塑造诺玛·简·贝克(玛丽莲·梦露)一生的情感与艺术困境——观众的喜爱支撑着她,但这份喜爱往往是给予一个表演出来的形象,而不是毫无防备的真实之人。小说追溯了这种依赖的演变——从诺玛·简早年努力掌控他人注意力,到围绕玛丽莲聚集的名望,最后发展为她坚持认为,只有因工作而受到爱戴,自己才能继续工作。表演既是一门技艺,也是一处庇护所;但当表演者无法将公众认可与个人存在分开时,这处庇护所便会变成牢笼。

学着表演自我

在施瓦布餐厅,诺玛·简觉得,即使只是一次寻常的到访,也像一场戏,她必须提醒自己是一名演员,并为这一身份感到自豪。她精心打理了自己的仪容,但周围人的反应表明,她几乎无法控制别人眼中的自己。有些人满怀期待地认出了她;另一些人发现她还不是重要或有影响力的明星后,便失望地转过身去。他们的注意力短暂地聚集在她身上,随后又消散。这一场景呈现了日后那种交易关系的早期形态——她可以展现自己,却不能决定别人是否欢迎这样的呈现。

她与理查德·威德马克一次令人难忘的相遇,为同一模式增添了更亲密的一面。他认出了她,询问她的名字,以及她是否在好莱坞制片厂工作,还和她谈起两人或许有机会合作。诺玛·简虽然紧张,却设法应答流畅,并发出明快而娴熟的笑声。这次互动之所以让人觉得充满希望,部分原因在于,一位名人的关注为可能的职业前景打开了门。在这次相遇中,她的表现不只是对着摄影机演戏;她也在有意经营自己的形象,而对方的认可具有分量。

小说还展现了表演如何让人逐渐失去与角色之间的距离。饰演《烈焰灼唇》中的内尔时,诺玛·简沉浸在角色中,以至于几乎没有注意到艾·伊·申恩在片场看着她。两次拍摄之间,她与他人疏远,避开采访,也让其他演员拿不准该如何接近她。她的投入令一些人印象深刻,也让另一些人不安;申恩劝她不要把那么多自己交给角色。这一反应揭示了她的职业生涯中反复出现的冲突——赋予她作品力量的深度,一旦妨碍了人们对一位冉冉升起的女演员所期待的合群与自制,也会被视为问题。

名望与观众的喜爱

随着玛丽莲声名鹊起,表演者与观众的关系有了具体的物质形态——她的化妆间里堆满了信件、礼物和电报。起初,她一封封阅读来信,深受感动。寄信者包括病人、残障人士、老人和住在退伍军人医院的人,也有以浪漫署名表达爱慕的仰慕者。在助手的帮助下,她亲自回复了一些信件,把回信视为对那些以非凡热忱写信给玛丽莲的人所负的一项小小义务。对方的情意作为一种感受是真实的,但他们倾诉的对象是一位通过电影和照片接触到的公众人物,而不是他们平等相待、彼此了解的私人关系中的她。

这种不对等既赋予名望温暖,也带来压力。来信让她觉得自己的工作能够触及人们;她也把表演视为触动他们内心的方式。与此同时,这些关注似乎意味着她有责任持续回信、签名和露面。她像完成一项繁重工作那样签署数百张片厂照片,这使她想起自己曾在无线电飞机工厂经历的疲惫轮班。她的名人身份依赖于玛丽莲身穿不同服装、摆出不同姿势的一再呈现;维持这些形象的劳作,也成了获得爱戴所需的劳作之一。

她对认可的渴望也指向那位缺席的父亲,她希望他或许正在关注自己。查看影迷来信时,她一再想象其中可能有父亲寄来的信,也想象他一直在关注她的事业。尽管小说没有给出能支撑她确信这一点的明确依据,这份期待仍然持续,而她始终没有收到他的来信。玛丽莲这个名字和她的照片在报纸、杂志、海报与广告中随处可见,但这种公众曝光并没有带来她渴望的那种特别认可。名望让她引人注目,却没能让她被那个她最希望得到关注的人认识。

银幕形象及其侵入

在诺玛·简曾经作为孤独的孩子、观看金发女演员的格劳曼埃及剧院里,公众形象再次映入眼帘。如今,她已属于剧院所代表的富足战后世界,并以《绅士爱美人》主演的身份重返这里。这部夸张的喜剧被呈现为一部稳操胜券的商业成功之作;玛丽莲那庞大而性感的形象,与当年观看银幕的孩子截然不同。这次重返让明星生涯看起来像是她昔日想象之旅的圆满完成,同时也凸显了曾经的观众如今已彻底成为供人观赏的对象。

后来,诺玛·简独自观看《七年之痒》时,为自己在银幕上的表演感到自豪。喜剧形象逗得陌生人发笑,也让他们嘲笑世界的荒唐,包括他们自己。她开始明白喜剧也是艺术,并且玛丽莲的作品得到正面回应或许是实至名归的。然而,附近另一名观众没有继续看银幕,而是把注意力转向诺玛·简本人,让她觉得自己被困在对方私下幻想出来的明星形象中。她换了座位,试图重新找回观影的乐趣。这一事件鲜明地区分了对表演的欣赏与对表演者的占有——观众的目光可以肯定她的才华,却也会让身处剧院的她感到不安全、仿佛无人看见。

《热情似火》中的舒格·凯恩让这种紧张关系变得更加尖锐。玛丽莲一再饰演那位弹尤克里里的歌手,这种表演被描写成一个她无法逃离的角色——歌曲的副歌和观众的喜爱仿佛将她团团围住。公众爱着舒格·凯恩,但这份喜爱让一个问题愈发突出——当玛丽莲的生活支离破碎、工作又被恐惧与困难笼罩时,这个角色为何如此受人喜爱?角色的简单直接是其喜剧魅力的一部分,但小说将这种轻松与表演者私下的痛苦并置,形成令人难受的对照。作为舒格·凯恩备受宠爱,并不能弥合爱慕她的观众与必须演绎她的那个人之间的距离。

作为生命支柱与条件的工作

片场危机期间,玛丽莲与公众形象之间的区别变得明晰。一次打断扰乱了她的专注力后,她忘了台词,尤克里里的演奏也出了错,继而崩溃并迁怒自己。戏服过于束缚,让她无法坐下休息,只能一直站着。导演W出面干预,费尔医生也被叫来将她带走接受治疗。这一场景表明,剧组要求她持续表演,与表演者的身心极限密不可分;掌声或职业成功都无法化解这一冲突。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玛丽莲说工作是她活着的理由,并希望有一天能得到配得上她才华与愿望的工作。然而,她也把继续工作的能力设定为以观众的爱为条件——她请求人们因她的工作而爱她,因为没有这份爱,她就无法继续工作。金发女郎模特既是她,又不是她;她的面孔似乎成了她得以呼吸、得以被看见的唯一途径。这并非只是抱怨名望虚假。她重视自己的工作,观众的回应也很重要,因为这让她的工作得以与他人交流;危险在于,这种交流成了她唯一想象得到的获得爱的途径。

小说以两种公众认可来映照这种依赖。在《Something’s Got to Give》的片场,即使不喜欢玛丽莲的人,也承认她一条过完成的戏;众人为她鼓掌,因为她回到了片场,哪怕只是短暂片刻。在之后的公众游行中,数千人聚集起来看她,呼喊玛丽莲的名字。他们的热情证实了她已成为巨星,但没有恢复她婚姻中的亲密,也没有解决玛丽莲与诺玛之间的疏离。观众可以集体爱戴这位明星,而明星内在的那个人仍然孤独。在这些场景中,依赖表演而获得爱,既是玛丽莲坚持从事艺术工作的源泉,也使认可变得危险——掌声可以肯定作品,却无法单凭自身告诉她,那个私人的自我也受到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