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斯坦

《1919》

莫里斯·斯坦是一名激进派律师,他对本·康普顿的帮助涉及政治工作、法律指导,以及设法使他免遭起诉。他为本打开了学习法律和参与公共组织工作的门路,但当本拒绝缓和反战立场时,两人的关系便经受了考验。后来,斯坦为本争取到保释,并为他提供重返法律学习的途径,却没能说服他接受较为低调的做法。

律师与政治盟友

斯坦因筹款帮助埃弗里特大屠杀案被告的行动而走进本的生活。本因这件事认识了他,随后在他位于百老汇下城的办公室担任办事员。这份工作让本接触到一种为工人和易受国家权力打压的人辩护的法律实务;对本来说,这也开启了一段学习法律的时期。斯坦的职业角色与政治立场密不可分,不过现有材料显示,面对镇压时,他的应对比本更为谨慎,并不愿像本那样公开对抗。

斯坦的家庭也是本的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他的妻子艾德娜·斯坦和妹妹法妮娅·斯坦,都出现在后来为本提供庇护的家庭生活中。法妮娅是一位热忱的和平主义者,她鼓励本阅读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的作品,也常陪他参加演讲活动。演讲结束后,她会称赞他,并带他去吃晚饭。本知道她爱着自己,但两人很少谈论运动以外的事情。斯坦与本的关系则更紧密地围绕政治工作、法律咨询,以及如何设法让本免于入狱这一实际问题展开。

对战争的分歧

美国参战后,斯坦建议本进行征兵登记,本照做了,并表明自己是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两人的分歧很快变得更加尖锐。斯坦认为本应该屈从于政治压力;本则坚持,即使因此入狱,他也要继续鼓动反战。这场冲突使本失去了办事员的工作,也中断了他的法律学习。斯坦没有重新雇用他,而另一位潜在雇主也不愿冒险聘用一名知名激进派。因此,本的坚持不仅让他失去了一份工作,也断送了他刚开始设想的职业前途。

两人之间的分歧不只是信念之争,还关乎在压力下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斯坦的建议旨在尽量减轻眼前的损失,而本认为克制就是放弃这项事业本身。本离开家,在一家工厂的装运部门找到工作;随着征兵使劳动力减少,工人们正在加班。他处境的变化展现了决裂带来的实际后果——政治分歧使他离开法律训练,转而从事工业劳动。

本被捕后的法律帮助

本在一次抗议集会上被捕后,被拘押了三天并接受审问,随后一名特工将他带到一间办公室,让他见律师。斯坦赶到后告诉他,当局会撤销指控,条件是他同意参加军事训练,因为征兵抽签已经抽到他的号码。本拒绝承诺服从,并表示如果获释,他会继续反对战争。斯坦和官员都不接受这个条件。最后,本以一万五千美元保释金获释,斯坦则向当局保证,在审判前本不会从事鼓动活动。材料没有说明保释金由谁提供;斯坦夫妇没有告诉本。

斯坦的介入使本暂时恢复自由,但附带的条件限制了导致他被捕的那项活动。这一安排揭示了斯坦所能提供的保护有其局限——他可以协商法律上的宽免,使本暂时免遭监禁,却无法调和本的原则与政府要求他服从军事训练之间的冲突。因此,本获释解决了眼前的拘押问题,却没有化解两人之间的分歧。

庇护、学习与未定的未来

本获释后,莫里斯和艾德娜·斯坦让他住进他们公寓的一个房间。他们为他提供食物,并鼓励他在上诉期间好好吃饭、休息。本不再理会日常事务,尽可能多睡觉,也阅读家里的书。斯坦试图谈论案情时,本便不再回应,使他的律师只能处理那些本觉得自己无力影响的程序。两人的谈话清楚表明,实际上的照料并未让本重新找到目标感。

上诉久拖不决期间,斯坦帮助本重新开始学习法律,给他带来法律书籍,并向他展示从事法律职业的可能前途。他说战争可能很快结束,红色恐慌也可能平息;如果本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恢复公民身份,他就答应让本成为合伙人。这一提议将个人帮助与条件结合起来,也体现了一种等待政治局势改变的策略。它与本日渐坚定的看法形成对照——安稳度日、默默学习已令他无法忍受。一天夜里,他告诉法妮娅,自己必须回到运动中去,即使这意味着再次被捕。斯坦给予本住处、法律帮助和可能的职业前途,却无法解决两人之间根本的问题——所谓保护,究竟意味着忍耐这段停顿,还是冒着入狱的风险重返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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