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伊丽莎白
《1919》安妮·伊丽莎白是一位美国旅行者,她在战时和战后欧洲的旅程,受到她迫切想要远赴海外的愿望、与理查德·埃尔斯沃思·萨维奇之间不稳定的亲密关系,以及改变两人关系利害关切的怀孕所影响。她的故事从火车车厢里的亲密相处,转向乡间的一次邂逅,继而来到巴黎的一个夜晚,最终以一次危险的飞行收尾。在这些经历中,她并非只是随他人摆布——她主动寻求体验、作出选择,并在关键时刻表明自己接受或不接受什么。
身份与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妮·伊丽莎白一直想方设法前往海外。她的兄弟在圣安东尼奥学习飞行时遇难;后来她向法国飞行员介绍自己时,也会提起这段丧亲经历。她与G·H·巴罗同行;她说,巴罗在船上和巴黎时都待她很好,但也曾试图与她亲近。她觉得他的追求令人不便,行为也很愚蠢,尽管理查德·埃尔斯沃思·萨维奇认为,巴罗对她有兴趣或许也不全然荒唐。这番交谈展现出安妮·伊丽莎白周围的男性都依据各自的期待看待她,而她则直率地审视这些期待;她的态度有时带着几分讽刺,却并未因此消除她自身的不确定。
她的旅程也使她与近东救济组织有所关联。她说,加入该组织时曾签署不饮酒、不吸烟的承诺;在意大利边境,她谢绝了葡萄酒,接受了矿泉水。这个小细节体现了她给自己定下的一条规矩,但这并非她始终恪守克制的固定标志——后来在巴黎,她和飞行员们一起喝了香槟。她的行为会随同伴和情境而改变,并非始终维持单一、一贯的姿态。
旅行与结识理查德·埃尔斯沃思·萨维奇
乘火车进入意大利途中,安妮·伊丽莎白和理查德·埃尔斯沃思·萨维奇从陌生人变得直呼彼此的名字。在边境,两人和G·H·巴罗接受海关与警方检查后返回车厢,疲惫而烦躁;萨维奇在他们坐回车厢前递上饮料。安妮·伊丽莎白和萨维奇一整天都望着窗外的城镇、农舍、橄榄树和梯田。一路共同观赏流动的风景时,她告诉他自己尝试出国的经历、兄弟的死,以及应付巴罗关注的难处。她似乎很高兴能与一位曾在前线服役、会说意大利语的军官同行;萨维奇也意识到,她从他的经历中获得了安心。
两人在提沃利上方乡间散步时,关系变得更为亲密。安妮·伊丽莎白和萨维奇选择步行,而不依赖汽车;阵雨掠过风景时,他们继续穿过潮湿的牧场和橡树林。她采摘仙客来,一再拿给他;她兴致高昂、活泼俏皮,为这段情节定下了基调。在一间小屋里,两人的相处逐渐走向更亲密的关系,但安妮·伊丽莎白叫停了,并坚持要他们回去。萨维奇愤怒起来,坐着拂去制服上的干草屑。两人在雨中走到屋外,她告诉他自己喜欢他,却指责他撕破了她的内衣,随后开始发笑。这段经历将吸引与拒绝并置——她对他的欲望并不取消她叫停正在发生之事的权利;而他们重新说笑,也没有让他的愤怒从这一幕中消失。
怀孕及其后果
后来,安妮·伊丽莎白告诉萨维奇,她认为自己怀孕了。两个多月过去了,她偶尔会在早晨感到恶心;她说,那天见到他之前自己一直很难受,见到他后便忘了不适。她试过蓖麻油和奎宁,但表示自己不太清楚还能做些什么。她的叙述具体却充满不确定——她说出了怀孕时长和症状,但她和萨维奇都还没有明确的打算。
萨维奇说,这件事让他担忧,而且她肯定有办法处理。他的回应将怀孕视为一个需要采取行动解决的问题;安妮·伊丽莎白的回答则表明,她所掌握的信息十分有限。这番坦白改变了先前乡间那一幕的意义,却没有把她简化为那一幕的后果。它让持续存在的身体与现实层面的不确定性,与此前已经标记两人关系的吸引和冲突并置。
巴黎、飞行员与飞行
在巴黎,安妮·伊丽莎白坐在一桌旁,人们正在谈论和平条约以及德国是否会签署。她受不了这番谈话,便去了女盥洗室,随后走进酒吧张望。在那里,她遇见法国飞行员皮埃尔和其他航空军官。他们得知她的兄弟也是飞行员,并且已经遇难;她任由他们以为他死在前线,尽管她先前告诉萨维奇,兄弟是在圣安东尼奥学习飞行时遇难的。皮埃尔郑重地表示愿意代替她兄弟,她接受了这番心意,一行人以握手为此作结。这个虚构的情节并未取代她兄弟的真实经历,但这一幕展现出她如何在新的群体中以不同方式讲述那段经历。
安妮·伊丽莎白与军官们跳舞、喝香槟,享受与他们相处的时光。她看见G·H·巴罗站在门口,明白他很愤怒,便喊道自己马上就回来。后来,皮埃尔提议带她去看看巴黎。两人驾车出行,吃了洋葱汤,又喝了香槟;她一再请求他带自己乘飞机升空并做筋斗飞行。天亮时,他们已经来到一处飞行场。尽管皮埃尔很疲倦,一名机械师也反对起飞,安妮·伊丽莎白仍坚持要飞;她裹着厚重的军大衣,被固定在一架布莱里奥单翼飞机的观察员座位上。
引擎一发动,她的自信便被恐惧取代。她想起家,以及自己原本应该搭乘的那艘船;随后飞机爬升到云层上方,她开始感到寒冷和迷失方向。飞行让她感到恶心,她担心这番折腾会导致流产。即便如此,她还是伸手朝皮埃尔探去;飞机继续在空中飞行时,她开始看见巴黎。原文所提供的段落并未交代飞行的结果,而是以她仍在空中结束,没有叙述飞机着陆。
叙事作用
安妮·伊丽莎白的经历由自主行动与暴露于风险之间的对照串联起来。她一直渴望前往海外,因此踏上旅程;在火车上,她享受新的陪伴并从中获得安心;在乡间,她既参与亲密关系,也划定界限;在巴黎,即使飞行的危险已显而易见,她仍追求自己主动要求的飞行。怀孕让亲密关系的后果成为她眼前的现实,而飞行则将她对体验生活的渴望变成一场身体上的煎熬。
她讲述兄弟经历的方式、对待自己承诺的态度,以及在巴罗和飞行员们的陪伴之间转换的表现,都不支持将她简单描绘成始终如一或天真的人物。安妮·伊丽莎白出现在一系列选择至关重要的场景中,但她掌握的信息与控制力始终有限——她可以坚持从小屋返回,可以坦白自己的怀疑,也可以要求飞行,却无法确定怀孕的处理方式,也无法掌控飞行的状况。这种张力赋予了她虽短暂却鲜明的戏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