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瑟金特
《1919》弗雷德·瑟金特曾有意成为良心拒服兵役者;他会唱歌、弹吉他,也是一位感情深厚的朋友。他在巴黎的逗留,成了对旧日艺术情谊和个人纽带能否经受战争考验的一次检验。他喜爱法国歌曲,渴望召集旧友,而即将启程前往近东救济组织任职;这些都与伊夫琳·哈钦斯日益强烈的不安和情感疏离形成鲜明对照。他没有强求恢复他们从前的友谊;相反,他与伊夫琳和埃莉诺·斯托达德最后一次外出,让人看清他们的生活早已分道扬镳。
身份与战时经历
弗雷德·瑟金特在巴黎露面时,是个高个子、长脸的年轻人,穿着某种制服。他刚刚在近东救济组织谋得一个职位,对即将前往君士坦丁堡感到兴奋。这一前景让他的重新出现有了明确的去向——他曾经熟悉的那群人日渐分散之际,他正准备踏上另一段旅程,开始一份新工作。
他的战时经历并未按照伊夫琳的预期发展。她取笑他没有坚持自己的良心拒服兵役立场。弗雷德解释说,一位朋友在他还没弄清状况时,就帮他进入了伪装部门;他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战争结束前他也没来得及做更多事情,随后便退役了。这番叙述让伊夫琳的责备变得复杂——他离开良心拒服兵役的道路,并未被描述成政治立场的转变,更多是事态发展和他本人缺乏政治投入所致。
歌曲、艺术与巴黎圈子
在这次办公室会面之前,弗雷德常出现在蒙马特一家烟雾缭绕、拥挤喧闹的去处,在那里弹吉他,唱古老的法国歌曲。他蓄着一大把白胡子,让人想起沃尔特·惠特曼;伊夫琳和同伴们到来时,他热情招呼她们,称她们是美丽的美国女人。他们的夜晚有着自己的集体仪式——人们朗诵诗歌,或唱《南特姑娘们》之类的歌曲;表演赢得众人认可时,大家便齐声鼓掌。弗雷德有时喝得酩酊大醉,还给所有人买酒,于是他的妻子就会从后屋出来,对他咒骂、高声叫嚷。
这是一个热闹却不循规蹈矩的世界,与巴黎和会的正式事务相去甚远。埃德加·罗宾斯带众人来到这里,借这个场合对当天的政治事件冷嘲热讽;弗雷德则全神贯注于歌曲。J·W·穆尔豪斯也曾到访,并为这些古老的法国音乐着迷,不过他说这个地方让他浑身发痒,还怀疑那里有跳蚤。这些不同反应表明,弗雷德是这个社交空间里的主人和表演者;在这里,歌唱、饮酒、争论与共同鼓掌并存。这一场景也将他置于一个美国人圈子之中——即使他们的私人关系正在变化,彼此的友谊仍依赖聚在一起。
伊夫琳不断变化的态度
弗雷德走进伊夫琳的办公室时,她见到他十分高兴。然而,两人共度的那个下午显露出她内心已有所改变——从前关于戏剧、装饰、图案、色彩和形式的谈话,如今对她不再那么重要。弗雷德依然为巴黎的一切兴奋不已,从杜乐丽花园里放船的孩子,到法国共和卫队向乘车经过里沃利街的比利时国王和王后敬礼的情景,无不令他欣喜。他仍能从这些景象中寻得乐趣;而伊夫琳昔日的艺术兴趣,已不像过去那样能打动她。
他们试着邀请埃莉诺一起外出度过夜晚,但她已经和J·W·穆尔豪斯及奥赛码头的人有约。伊夫琳便和弗雷德去巴黎喜歌剧院看《佩利亚斯》。演出过程中,她坐立不安;看见弗雷德在结尾时落泪,她差点扇他一巴掌。之后,两人在那不勒斯咖啡馆喝橙味冰饮时,她说德彪西已经过时,这让他大受打击。这一连串事情把原本意在重续艺术情谊的夜晚,变成了情谊破裂的明证——弗雷德为作品感动,伊夫琳却不屑一顾。最后一刻,她试着缓和对他的伤害,答应下一个星期日和他去沙特尔。
沙特尔之行与分别
星期日天还没亮,弗雷德就到了;两人等火车时,从一位老妇人的摊子上买了咖啡。他原本希望和伊夫琳、埃莉诺一起去沙特尔,并说自己不愿去想生活正把他们所有人渐渐分开。他们乘出租车来到埃莉诺家,却发现临街的门锁着,也没有门房。弗雷德接连按铃,直到楼下一位穿着浴袍的法国住户怒气冲冲地出来,放他们进去。随后弗雷德砰砰敲着埃莉诺的房门,叫她起床和他们一起去。她现身后,他极力邀她同行,告诉她,她现在这个样子就已经漂亮得足以出门,还提醒她自己第二天晚上就要动身前往近东。
恢复旧日三人情谊的努力几乎立刻就受挫了。伊夫琳瞥见J·W·穆尔豪斯在埃莉诺的卧室里,恍恍惚惚地跟着弗雷德下楼。火车上,弗雷德责怪她心不在焉,也不再喜欢旧日的朋友。到了沙特尔,雨水让这次出游变成阴郁的一天。为了安全而在战争期间拆下的彩色玻璃窗尚未装回;倾盆大雨中,高高的十二世纪圣人塑像显得湿漉漉、黏糊糊的。弗雷德觉得,去地下墓室看被烛光环绕的黑圣母像,值得这一趟艰难旅程;伊夫琳却没有同样的感受。埃莉诺和J·W·穆尔豪斯始终没有出现,弗雷德把他们的缺席归咎于下雨。
伊夫琳感冒后,庆幸自己回到巴黎便能直接上床休息。弗雷德乘出租车送她到家门口,但她不让他上楼,因为唐·史蒂文斯正秘密住在她那里。弗雷德不知道唐就在屋里。就这样,分别以旧友被挡在伊夫琳家门外告终,而他正准备离开这座城市。唐为伊夫琳煮了加白兰地的热柠檬水,照顾她;弗雷德则在感谢她收留自己后,去了旅馆。弗雷德离开后,她觉得屋里空荡荡的,几乎后悔没有请他留下,但她最终还是病着、害怕而孤独地睡着了。
叙事作用与意义
弗雷德的经历为小说中的社会变化提供了具体尺度——曾经将伊夫琳的艺术圈子联结起来的歌曲和表演,如今已无法引起共同的回应。他前往沙特尔途中流露的失望,以及坚持带上埃莉诺的举动,都表达了对延续旧日情谊的希望;而紧锁的门、缺席的情侣、雨水以及伊夫琳藏起来的客人,则接连挫败了这种希望。他自己的计划相对明确——他有了工作,即将动身前往近东——但他的深情无法让巴黎的这群人继续维系在一起。结尾既没有把他写成恶人,也没有解决这场离散;弗雷德慷慨地努力召集朋友,与伊夫琳私下里挥之不去、尚未平复的失落感并置而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