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罗宾斯
《1919》埃德加·罗宾斯在巴黎的场景中登场,是J·沃德·莫尔豪斯的同伴,也是对周围正在形成的和平持续提出批评的人。他的愤世嫉俗不只是一种谈话风格——他不断为伊夫琳·哈钦斯和读者提供与会议官方话语相对的声音。他可以贬低和平、谈论和平的人,甚至贬低自己夜晚消磨时光的地方,却又不断回到那些地方和谈话中。这一矛盾使他不只是某一种政治判断的代言人;在会议的社交圈中,他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幻灭之声。
在莫尔豪斯交际圈中的位置
莫尔豪斯忙碌时,伊夫琳和罗宾斯常常一起外出。罗宾斯似乎是莫尔豪斯的某种助手,尽管叙述没有说明他的职责。伊夫琳喜欢听他说话,埃莉诺·斯托达德却受不了他,觉得他的愤世嫉俗令人受辱。他们各不相同的反应表明,罗宾斯是个容易引起分歧的人物——他的言论让伊夫琳觉得有趣、愿意倾听,埃莉诺却认为他的态度是一种冒犯。
罗宾斯预言,这场和平将比战争更可怕;他还说,如果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很可能会因此入狱。这一预言将他一贯的怀疑态度与和谈的政治氛围联系起来——在他看来,直言异议并非辩论中寻常的一部分,而是可能遭受惩罚的行为。本书没有把他描写成正式谈判代表,也没有赋予他左右和约的权力。相反,他处于会议的边缘,能够评论会议提出的主张,却无法控制会议的决定。
弗雷迪的场所与异议者的社交生活
罗宾斯最喜欢的聚会地点,是蒙马特后方弗雷迪·瑟金特经营的场所。伊夫琳和其他人常在它狭小拥挤的房间里消磨夜晚,弗雷迪在那里弹吉他、唱歌。客人们朗诵关于道路、苦难和暗杀的诗歌,或唱古老的法国歌曲;表演若合房间里众人的心意,观众便会齐声鼓掌。这种非正式的集体回应与和平会议的正式工作形成对照,提供了一个人们通过共同聆听、表演和回应来参与其中的场所。
罗宾斯并不把这个地方浪漫化。他称它是个假地方,觉得那里的卡尔瓦多斯苹果白兰地糟糕透顶,还把弗雷迪贬作一个肮脏的老流浪汉。然而,他仍总想回去,一杯接一杯地喝卡尔瓦多斯苹果白兰地,偶尔还会拿当天会议的消息开个刻薄玩笑。他的轻蔑与一次次回返之间的落差,使他的愤世嫉俗变得复杂——他可以嘲笑这个场所及其核心人物,却不退出这群人的陪伴,也不放弃共同度过的夜晚。至于弗雷迪,他以戏剧化的热情欢迎美国人,而罗宾斯则是这群人中冷嘲热讽的评论者。
莫尔豪斯去过那里几次;聚会有时还会带上一位会议代表,而他们对巴黎的熟悉也是这次外出的吸引力之一。莫尔豪斯为古老的法国歌曲着迷,尽管那个地方让他浑身发痒,他还怀疑那里有跳蚤。伊夫琳看着他全神贯注地听音乐,觉得罗宾斯没有意识到莫尔豪斯的潜力。因此,罗宾斯的存在影响着伊夫琳对这两个男人的看法——即使她喜欢听罗宾斯说话,他的讥讽在她看来仍可能限制莫尔豪斯的表达。
歌剧院与丽兹酒店中的政治批评
在歌剧院,罗宾斯评论说,大厅里的场面比舞台上的表演更精彩。场所金碧辉煌,挤满了显要人物;伊夫琳起初觉得演出壮观,罗宾斯却把注意力从演出转向周围的排场。他的观察使公开仪式本身成为审视对象,暗示聚集在场的人和展示重要性的场面,或许与人们前来观看的艺术同样能说明问题。
幕间休息时,他转而谈起石油生意。当一行人坐在围绕伍德罗·威尔逊的争论声中时,他说,英国正在确保未来的石油供应,并在取得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之后寻求控制阿塞拜疆巴库。伊夫琳觉得无聊,认为他喝得太多了,但这一段让他的愤世嫉俗有了具体的政治对象——他以资源争夺这一战略竞争来衡量会议的言辞。他的说法以罗宾斯的主张呈现,而非对谈判的独立解释;伊夫琳的反应则显示,他此刻的急切与她的关注之间存在距离。
在丽兹酒店的酒吧里,罗宾斯再次质疑脱离权力分配的政治话语有何价值。拉斯穆森先生问道,如果国际联盟受英国及其殖民地支配,它又有何价值;伊夫琳则认为,有一个联盟总比没有好。罗宾斯反驳说,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从中受益。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女记者反对说,现在不是愤世嫉俗的时候;罗宾斯回答,正因为眼下的情势如此,才更需要愤世嫉俗。在这些场合中,他一再以理想主义的说法检验它们可能掩盖的利益。
叙事作用
本书没有提供罗宾斯完整的传记,也没有为他安排决定性的个人结局。他的形象是通过反复出现的谈话、社交习惯和观点对照建立起来的。他尖锐地谈论和平,戳破歌剧表演的浮华,又回到自己所鄙夷的巴黎社交场所。他的视角表达了这样一种怀疑——外交名目和表演可能掩盖权力与资源的争夺;而伊夫琳的厌倦、兴趣和异议则表明,他的论点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同。罗宾斯始终是和谈边缘的观察者,但他持之以恒的怀疑态度,使和谈公开理想与物质利益之间的落差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