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莱曼·沙赫巴迪
项塔兰苏莱曼·沙赫巴迪曾是阿富汗社区领袖,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士。阿卜杜勒·卡德尔·汗死后,他的权威变得至关重要。在一处再度面临攻击的山地营地里,他权衡宗教义务与眼前的生存需求,组织反击,并率领众人作最后一次突围尝试。他短暂的指挥为队伍指明了前进方向,却也使他站在冲锋队伍的最前方,并在那里牺牲。
背景与地位
苏莱曼五十二岁,来自加兹尼附近一片村庄,距喀布尔约三分之二路程。战前,他是社区领袖,人们以“康迪达尔”这一头衔称呼他;加入这支队伍时,他已在战场上度过五年,经历过围城战、游击战和正面会战。因此,他的权威既来自地方领导经历,也来自实际的军事知识。
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亲自任命苏莱曼在坎大哈附近建立南部指挥部。这支族裔多元的队伍成员对马苏德怀有深深的敬意,而马苏德与苏莱曼之间的直接联系,也使队员们对苏莱曼同样敬重。他的地位并非徒有其名——幸存战士面临艰难抉择时,会聚在一起听取他的意见,而决定他们眼前行动方向的正是他。
叙述者对苏莱曼最初的近距离印象,为他的权威添上了悲伤的色彩。他身材矮小,手脚宽大,戴着白色头巾,蓄着修剪整齐的胡须,眉间深深皱起。他的眼神流露出深切的悲伤,仿佛令人不敢亲近。叙述者认为他睿智、勇敢而善良,却也觉得,他深重的悲伤使队员们无法像对待朋友那样接近他。由此可见,苏莱曼的沉着并非毫无感情;沉着背后有一种人人都看得出来、却不知如何触及的悲伤。
卡德尔死后的指挥
阿卜杜勒·卡德尔·汗死后,苏莱曼成为幸存队伍中资历最深的阿富汗人。包括伤员在内,共有二十人留在他身边。领导重担在损失与迫在眉睫的危险中落到了他肩上——纳齐尔刚刚在雪地里被找到,而队伍有理由相信敌人可能再次进攻。纳齐尔获救三天后,苏莱曼召集幸存者到一处山洞里,听取他的报告,并商议他们能够采取的行动。
苏莱曼的判断谨慎而不松懈。他认为,发动先前袭击的部队可能会卷土重来;天气好转后,俄军也可能乘直升机协助阿富汗政府军发动攻击。他推断,直接进攻可能令敌人付出惨重代价,但队伍仍可能有人伤亡,也可能最终失去高地。战士们选择不多,等待本身也有危险。
他决定准备两次迫击炮反击,但首先要求获得关于敌方位置和兵力的可靠情报。他正在向贾拉拉德交代侦察任务时,哈比卜·阿卜杜勒·拉赫曼出现在山洞里,之前已避开哨兵悄然进入。哈比卜声称自己知道敌营所在,并提出带战士们前往可以发射迫击炮的位置。他提出的条件是,袭击之后的幸存者要交给他处置。苏莱曼的计划被打断,但这次相遇显出了他必须行使的指挥能力——在队伍的生存取决于迅速行动之时,他必须从一个反复无常的人那里获取情报。
饥饿危机中的判断
饥饿加剧了队伍面临的军事困境。挨饿一个月、又连续五天没有进食后,战士们开始面对一个问题——他们能否吃自己视为禁忌的肉。苏莱曼作出了决定性的宗教判断——对穆斯林而言,吃禁忌食物是恶行;但有食物可吃却任由自己饿死,则是更大的恶行。他的裁决并未消除其中的宗教难题,而是按照保全生命的紧迫性,为相互冲突的义务排定轻重。
战士们决定在黎明前把丢弃的肉煮成汤,然后凭借哈比卜掌握的情报设法杀出重围。这顿饭是一项实际的集体行动——尽管众人心有不愿,他们仍共同作出决定,而这顿饭给了他们执行逃脱计划所需的体力。因此,苏莱曼的影响并不止于战场指挥。他以一种使行动得以开展的方式诠释道德困境,将宗教思考与队伍眼前的需要结合起来。
最后的冲锋与牺牲
用餐和祈祷结束后,六名男子聚集在营地东南边缘的一处陡坡前。按照哈比卜的建议,那是他们争取自由的最佳路线。苏莱曼也在其中,与他同往的还有林巴巴、纳齐尔、马哈茂德·梅尔巴夫、贾拉拉德和一名年轻战士。他们一起做好准备,检查武器,并在出发前互相拥抱。苏莱曼下令后,他们在黎明时分沿山脊向下行进。
撤退变成了一场冒着迫击炮和枪火冲向敌方阵地的奔袭。贾拉拉德在冲锋中阵亡。跑在林巴巴前面的苏莱曼中弹倒下;林巴巴继续沿着崎岖的斜坡下行时,不得不从他身旁越过。这一幕呈现了指挥官牺牲时最鲜明的情形——苏莱曼没有留在队伍后方,也没有在安全处指挥进攻。他率领众人投入战斗,承受着与那些他一直努力保护其性命的战士同样的危险。
后来,有关这支队伍正式合影的记述,将这一结局固定在众人的集体记忆之中。苏莱曼被记作那个率领战士冲向枪口并为此牺牲的人。照片无法传达队员之间私下的温情或共同分享的笑声,但照片周围被忆起的名字与死讯,使它成为记录队伍损失的见证。苏莱曼在这段记忆中既是独特的个体,也具有代表性——他是一位悲伤的领袖,选择了突围路线;也是一位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战士。
叙事作用
苏莱曼在故事中的作用,集中体现于一连串在选择日益受限时作出的决定。他曾是村庄领袖,又是身经百战的老兵,这些经历使他的指挥具有可信度;马苏德对他的任命,则有助于说明队员们为何服从他的领导。在营地里,他评估敌人再次进攻的可能性、组织应对行动,并裁决有关食物的争议。到了山脊上,领导力体现为亲身示范——他下达命令,并加入冲锋。
他的经历也将实际生存与道德责任并置,而非将两者视为对立面。吃禁忌肉的决定保全了战士们的行动能力,而进攻的决定则把恢复的体力用于逃脱。这两个选择都无法保证安全。苏莱曼之死清楚揭示了指挥所付出的代价,而他最后的行动则保留了其权威的意义——他的领导力不仅来自军阶或声望,也来自他与所有人一同承担决定带来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