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在书中与其说是作为一片地域出现，不如说是作为一个捕鲸强国，主要通过苏联的船队、捕获记录和鲸类的工业用途呈现。其决定性意义在于国际机构宣布的保护规则与实际杀戮规模之间的落差；后者持续发生，超出了规则的有效管辖范围。在对现代捕鲸的叙述中，苏联既是全球资源开采经济的参与者，也是其中造成重大影响的违规者之一——捕获量遭到隐瞒，受威胁物种遭到捕杀，鲸的躯体则被加工成与海洋相去甚远的商品。

苏联与国际监管的局限

国际捕鲸委员会于1946年召开会议，随后陆续推出旨在限制捕鲸的措施。然而，书中描述的体系里，商业压力压倒了这些意图。1951年至1970年间，苏联在国际协定限制之外增加捕获量，捕杀了三千多头南露脊鲸，却只向委员会报告了四头。实际捕获量与申报总数之间的反差表明，规避监管不仅是计数失误——官方记录本身也成了掩盖种群衰减规模的机制之一。

座头鲸的捕获记录更清楚地揭示了这一模式。苏联声称只捕获了两千多头，而书中引用的数据表明，它实际杀死了四万八千多头。幼鲸、母鲸、鲸犊和受保护物种均遭到不加区分的捕杀，申报总数也被篡改。这种差异表明，保护措施之所以会被削弱，不仅因为限额不足，也因为船队实际杀死的数量遭到隐瞒。

书中将这一活动置于冷战对立的背景之下。20世纪50年代，每年平均有两万五千头抹香鲸死亡，其中许多被制成维生素补充剂或动物饲料。1958年，国际捕鲸委员会扩大了对座头鲸的限制，包括禁止在北大西洋和北极部分海域捕猎，并限制在南极洲周边的捕猎。这些规则本身无法约束超出其管辖范围的国家或行动。书中将海洋缺乏单一负责主体这一点视为核心政治问题——鲸类跨越不同管辖区，而它们消失所带来的代价则由各国分摊。

鲸类被制成工业材料

苏联的捕鲸经济并未止于鲸油或鲸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别尔津的苏联科学家描述过将煮熟的抹香鲸肉用作毛皮动物饲料。鲸头部的肌腱被制成胶水；1956年，一家俄罗斯工厂仅用一年便加工了980吨鲸皮，将其鞣制、染色后用于制作鞋底。这些用途将资源开采的历史延伸到了日常制成品之中。在远海捕获的鲸，最终以营养补充剂、动物饲料、黏合剂和鞋履的形式重新出现。

将动物转化为商品，也使捕鲸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20世纪50年代，鲸类产品仍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书中描述了一个由跨国公司、船队和市场需求共同支撑的产业。苏联的例子揭示了这一链条尤为鲜明的一种形式——一头在海上被杀死的鲸，可能被加工成各种材料，制成的产品却看不出其来源。加工使鲸的躯体能够用于多个行业，而捕获地与消费地之间的距离，也让捕杀不那么显眼。

种群后果

苏联的捕获行动加剧了多个鲸类种群的衰退。书中指出，北大西洋露脊鲸自1935年起已受到捕猎保护，却被苏联捕杀至只剩一百头；苏联还杀死了372头数量更为稀少的北太平洋露脊鲸。南露脊鲸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海岸附近，数量早已降至仅有几十头；而北极的弓头鲸则在各国权力分割的局面下遭受捕猎。这些数字将苏联捕鲸置于更广泛的严重种群衰减之中，同时也指出它对特定种群衰退所起的直接作用。

捕杀的后果并未随着单头鲸的死亡而结束。书中后续对抹香鲸的讨论强调，它们繁殖缓慢，而捕鲸可能损害鲸类社会所承载的文化知识。书中称，幸存种群每年仅增长百分之一；杀死鲸类也会摧毁与栖息地和觅食地利用相关的知识。这些更广泛的发现针对的是整体鲸类种群，而非俄罗斯独有的后果，但它们进一步凸显了苏联捕获行动的意义——种群衰减不仅会夺走动物，也会消除社会与生态知识。

历史意义

因此，俄罗斯在这段历史中的地位，体现为正式合作与有效问责之间的张力。国际捕鲸委员会试图施加限制，但苏联未予报告的捕获量表明，当监测和如实申报失效时，监管可能遭到规避。书中还指出，国际保护工作容易受到维系捕猎的同一批经济与政治力量影响——国家竞争、工业需求，以及将活体动物转化为可计量配额和可销售产品。

最终呈现的并不只是一个捕鲸国家的形象。它描绘的是一个现代国家，其船队参与了一个把鲸类种群视为可供利用资源的全球体系，尽管鲸类衰退的证据不断累积。在这个体系中，数字可以被篡改，保护措施可以被规避，鲸的躯体也能在远离其死亡海域的地方被加以利用。苏联的记录揭示了纸面规则与鲸在海上的生存之间有多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