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德角湾

早期鲸类目击与捕鲸史中的鳕鱼角湾，处于陆地与外海交界的转折点——朝圣者曾在这里看到数量如此之多的鲸，以至于他们把这些动物视为巨额财富的来源；这片海湾也为书中绵延已久的捕鲸史提供了一个地方性的开端，并呈现出一个受到威胁的当下。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这里曾有可能进行捕猎，更在于两种情形形成的对照——曾被视作获利良机的丰饶，与后世可能失去的脆弱种群。

丰饶的海湾

对朝圣者而言，鳕鱼角湾起初是一片陌生而难以应对的海岸。然而，水中的鲸使这里显得前景可期——数百头鲸出现在近岸，缓慢游动，仿佛几乎停泊在那里。定居者遗憾自己缺少捕获它们所需的器具和手段。与原住民的捕获方式相比，这种差异值得注意——当地居民捕鲸是为了获取食物，而欧洲人的捕鲸活动日益将这些动物视为商业财富；这种做法在巴斯克人前往拉布拉多的航行中已有先例。

鲸的出现促使朝圣者考虑在普罗温斯敦定居。五月花号上有两名男子曾在格陵兰岛附近捕鲸，他们估计海湾里的鲸可能价值四千英镑。鲸油成为殖民地的主要商品，后来五月花号本身也被用作捕鲸船，从普利茅斯横渡海湾出航。因此，从一开始，这片地方就与定居和资源开采紧密相连——正是那些使海岸显得富饶的动物，也帮助塑造了殖民地的经济前景。

从沿岸目击到远洋渔业

海湾早期的丰饶，属于捕猎场所与目标不断变化的更广阔历史。1712年，据称克里斯托弗·赫西乘坐的单桅帆船被风吹到了楠塔基特渔场通常范围以外，他在那里于深水中遇见了抹香鲸。这一发现改变了当地贸易的目标——抹香鲸成为珍贵的猎物，而露脊鲸则日渐稀少。到1730年，楠塔基特的船队已有二十五艘船；至18世纪末，它已成为世界捕鲸业的领头者。这段历史并不意味着楠塔基特的发现发生在海湾之中；它所展现的是，最初在鲸类随处可见的水域中兴起的渔业，如何扩展为一场范围极广的追逐。

后来，推动整个行业变迁的力量来自海洋之外。1859年，埃德温·L·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州蒂特斯维尔钻探石油。石油和天然气改变了鲸油市场，而这项新的石油发现标志着抹香鲸渔业急剧衰退，同时开启了资源开采的另一个阶段。后来，斯文·福因获得专利的榴弹鱼叉，使快速游动的鲸类——包括蓝鲸和长须鲸——也成为商业捕猎者能够捕获的目标。随着既有渔场资源耗竭，捕鲸业扩展到遥远的海域——1904年，挪威和英国的蒸汽船开辟了南极捕鲸场，当地鲸类成为制造硝化甘油的原料。这些发展并不限于鳕鱼角湾，却揭示了这片海湾曾经丰饶的鲸类被纳入其中的广阔商业体系。

捕鲸业中的人类世界

区域贸易依靠的船只不仅是在港口间航行的船舶，也是工作场所和秩序严密的群体。在查尔斯·W·摩根号上，空间首先被安排用于加工和储存鲸。船员按职级住进各自的船舱，普通水手则挤睡在艏楼铺位；就连日光也分配不均，照亮他们住处的甲板棱镜更少。有时家人也会随船出行，在狭窄的共用舱室里安排孩子上课和母亲缝纫。家庭日常与船员所承受的严苛条件形成对照，展现出这艘船如何彻底围绕捕获和加工鲸类来组织人的生活。

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背景各异。1838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逃离奴隶制后抵达阿库什内特号出发地与梅尔维尔经历中的新贝德福德，并在那里做了四年繁重劳动，包括滚动木桶、在船上装载货物、锯木，以及操作铁匠铺的风箱。到19世纪第二个25年，新贝德福德居民中黑人已占相当大的比例，此外还有亚速尔群岛、佛得角及其他地区出身的群体。捕鲸业为一些黑人水手提供了工作机会，也使少数人得以晋升为船长或大副；但它并未消除种族等级。铺位仍然按种族隔离，艰苦的工作条件最终也使许多船员队伍以有色人种为主。这段港口史为与海湾相关的行业提供了人文背景——行业的利润与风险由一支背景多元、机会却极不平等的劳动队伍承担。

遗骸、记忆与持续的风险

捕鲸史也保存在远离海湾的收藏中。在新贝德福德，一头重达五十吨、于1998年冲上罗得岛海岸的蓝鲸，成为当地博物馆与史密森学会之间争议的焦点。双方达成的妥协要求将鲸公开展出。鲸尸被切成数段，装入笼中放入河里，留在那里两年，让河中的小型动物啃食其肉；随后，清理干净的骨架被重新组装在中庭内。这场展览将曾被视为可开采资源的躯体转变为公开展出的标本，同时保留了动物及其展览准备过程的实体痕迹。

在这段历史脉络的末尾，鳕鱼角湾出现的身份不再是完整的捕猎场，而是一个面临风险的栖息地。记述警告说，随着灭绝加速，鳕鱼角湾的露脊鲸可能成为消失的动物之一。记述还指出，捕鲸造成的损害不止于数量减少——如果捕猎移除了母鲸，鲸群赖以生存的社会传承知识也可能随之失去。两者的对照十分鲜明。早期目击到数百头鲸，意味着丰饶近在眼前，仿佛召唤人们前去捕获；后来的警告则使这种丰饶成为衡量可能消失之物的尺度。因此，鳕鱼角湾既处于商业史的开端，也处在保护危机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