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物浦是书中海事史与个人史的交汇点——它让人想起赫尔曼·梅尔维尔的首次海上航行，成为他与纳撒尼尔·霍桑最后一次会面的地点，也出现在菲利普·霍尔的爱尔兰曾祖父离开爱尔兰的路线之中。这座城市的船坞将不同时代的旅程连接起来，但梅尔维尔的重访也以分别告终——会面之后，两位作家再未相见。

被追忆的港口

利物浦最初通过记忆进入梅尔维尔的故事。首次航行多年后，他重返这座城市，那次离别的往事也随之进入当下。他住在戴尔街的白熊旅馆，冒雨出门寻找霍桑，却发现对方的住址已过时。寻找没有结果；次日早晨，梅尔维尔前往领事馆，在那里找到了朋友。这次徒劳的寻访和最终的会面，使利物浦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一座承载对往昔起点记忆的城市，也是旧日友谊迎来最后一次相逢的地方。

这种海事记忆的意义并不止于梅尔维尔。在书中更广阔的叙述里，即使城市与文明在海洋旁兴起，海洋依然狂野而难以认识。利物浦港让这种对照变得具体——船坞属于有人居住、从事劳作的城市，却也是通往海洋的一个通道。书中将海洋描述为始终深不可测、环绕全球的一片荒野。与这种尺度相比，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不在于征服海水，而在于将人们的生活与横跨海洋的航路连接起来。

梅尔维尔与霍桑

会面时，霍桑已在利物浦担任美国领事四年，与家人住在附近的索斯波特。他年过五十，头发渐秃。在霍桑看来，梅尔维尔的脸色略显苍白，或许也更为忧伤。霍桑认为，他的状况源于文学创作劳而少成，以及内心的苦闷；他也将这趟旅程理解为梅尔维尔在多年工作与家庭生活之后，追随自己冒险的青春岁月，迫切需要走入外面的世界。

两人乘下午的火车前往索斯波特；这个昔日的度假胜地已然褪去往日的辉煌。次日，他们顶着风沿海滩散步，随后坐在沙丘间的一处洼地里抽雪茄。在那里，梅尔维尔谈到天意、未来，以及人类知识之外的事物。他说自己大体上已经下定决心走向湮灭，表达的是一种趋向死亡的看法，而非对来世的确信。霍桑的日记记下了他的感受——梅尔维尔既无法相信，也无法从不信中得到慰藉。尽管如此，霍桑仍认为梅尔维尔天性高贵而虔敬，并觉得他比大多数人更值得永生。

霍桑的回应赋予这次会面以情感分量。他的赞许读来像是在承认梅尔维尔曾给予他的信任，也可能是在反思自己未曾为朋友做些什么。这段记述并未暗示霍桑本可以将梅尔维尔从痛苦中拯救出来；相反，它让两人的谈话停留在彼此敬重与友谊所能改变之事的限度之间。因此，利物浦及附近的索斯波特标记的是一次亲密相逢，而非一场消解梅尔维尔疑虑的和解。

离去与分别

海滩散步几天后，梅尔维尔从利物浦乘船前往圣地。他把行李箱留在霍桑的领事馆，只带了一只旅行袋。这一实用细节使他的离去显得格外简单——领事馆留存了他没有带走的东西，而航程则将他带离刚刚见过的朋友。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因此，利物浦在短短几天之内既见证了重逢，也见证了最终的分别；港口让谈话转为离航，却无法让两人的关系恢复如初。

这种对照也凸显了书中反复关注的主题——人类知识的边界与海洋更为广阔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梅尔维尔与霍桑在岸上谈论人类理解之外的事物；随后，梅尔维尔乘船离去。叙述并未声称这趟航行回答了他们谈话中提出的问题。相反，离去接踵不确定性而来，海洋仍是一条通向外界的航路，而非解决问题的承诺。

穿越船坞的家族旅程

在霍尔的家族叙述中，利物浦属于另一段历史。他的曾祖父帕特里克·詹姆斯·穆尔是都柏林铁匠之子，加入了离开爱尔兰的人潮，经过了梅尔维尔曾探访过的同一片利物浦船坞。到1882年，他已与妻子莎拉抵达惠特比；莎拉是来自法弗舍姆的女佣。这种并置将一段家族迁徙与文学航海者的旅程放在一起——同一片船坞既连接着爱尔兰移民前往新生活的迁徙，也连接着梅尔维尔追忆中的海上旅行。

书中还提到，梅尔维尔在圣劳伦斯号上的一位船伴是名叫托马斯·穆尔的爱尔兰人。这一细节并不能证明托马斯与帕特里克·詹姆斯·穆尔之间存在家族关系；它的意义在于，爱尔兰姓名与迁徙路线反复出现在海事记录之中。利物浦汇集了这些历史，却没有将它们混为一谈。对梅尔维尔而言，这里是重返与道别之地；对霍尔的家族而言，这里是从爱尔兰前往英格兰途中跨过的门槛。在这两段叙述中，船坞都记录着海上航路如何将个人生活带入更广阔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