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中对南极捕鲸的叙述里，福克兰群岛占据着战略位置——岛上设有英国捕鲸站，而其作为英国领土的地位，使其成为一个控制据点；捕鲸业的范围正迅速扩展至南冰洋。这些岛屿将捕鲸活动与早期有限的测量和遏制努力联系起来。

捕鲸场与英国控制

到1926年，南极捕鲸业已成为令人忧虑的问题。《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认为，如果福克兰群岛捕鲸场不在英国控制之下，南极的鲸类可能会像北极的鲸类一样被捕杀殆尽。这一说法将这些岛屿呈现为一个可通过其管辖权对不断扩大的捕猎活动实施某种监督的地方，而非捕鲸的屏障。

这种监督的局限性当时已显而易见。1904年，挪威和英国的武装蒸汽船开辟了南极水域的工业捕鲸；而第一艘工厂船“兰辛号”于1925年在挪威下水。亚南极捕鲸场开放后的二十年内，观察者报告称须鲸类数量急剧下降，情况令人担忧。因此，福克兰群岛的监管意义是在更大范围的转变中形成的——机动船队和工厂船可以跨越辽阔海域追捕鲸类，而控制仍不完整，并依附于特定领土。

许可证、研究与捕鲸站

1913年，福克兰群岛总督威廉·阿拉代斯爵士认识到，南冰洋的新式捕猎技术会威胁鲸类，使其数量迅速减少。伦敦的殖民部接受了他提出的引入许可证制度的建议。为评估捕获量是否能够持续，英国自然史博物馆的吉·伊·巴雷特-汉密尔顿受派前往调查，珀西·施塔姆维茨陪同前往。巴雷特-汉密尔顿抵达南乔治亚岛后不久便因心脏病发作去世，这一损失由施塔姆维茨负责报告。

这项研究工作是在其意图协助监管的捕鲸站阴影下开展的。1925年，皇家科研船“发现号”抵达南乔治亚岛，并在格里特维肯捕鲸站旁建起一座实验室。科学家研究被运上岸的鲸类，研究条件受鲸体工业化加工过程的影响。这种安排清楚呈现了其中的张力——旨在为捕猎限制作参考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获取由捕鲸业自身捕获的动物。

从地方措施到国际协定

仅靠许可证制度和科学调查，并未能遏制南极捕鲸的规模。随着捕获量引发的忧虑不断加深，英国和挪威捕鲸者后来向国际联盟请愿，要求限制工厂船队。1935年，英国和挪威批准了一项国际协定；1936年，奥斯陆的一次会议试图扩大其适用范围。由此形成的措施包括将捕鲸季节限定在十二月至三月，以及限制与一艘工厂船配合作业的捕鲸船数量。

因此，福克兰群岛在这段历史中的作用既实际又有限。英国管辖权为许可证制度和审查提供了立足点，但更广阔的捕鲸业活动遍及国际水域，需要捕鲸国家之间开展合作。从地方控制转向国际协定，记录了一种日益迫切的认识——单靠领土管辖无法遏制一个能够以工业规模深入南极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