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

《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是安迪·沃霍尔与帕特·哈克特撰写的20世纪60年代回忆录。这本书源自两人首次重要的出版合作，并在多年的写作、编辑调整、宣传以及对电影改编可能性的讨论中逐步完成。它的历程表明，这本书并非只是回顾往事的记录——它诞生于持续的工作关系之中，访谈、录音对话、出版事务和私人交流都为这个项目提供了素材。

起源与合作

在《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之前，沃霍尔与哈克特曾合作撰写《安迪·沃霍尔的哲学》。哈克特分别对沃霍尔进行了八次访谈，并据此撰写第一至第八章以及第十章。对于导言、第九章以及第十一至第十四章，她则采用沃霍尔与鲍勃·科拉切洛和布里吉德·柏林交谈的录音。那本书于1975年出版后，沃霍尔请哈克特与他共同撰写另一本书，这次写一本关于20世纪60年代的回忆录。他们决定将书命名为《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

这项合作使哈克特不只是录音整理员或助理。她的记述指出，她撰写了前一本书的大量内容，并且是沃霍尔为后续作品选定的合著者。这个项目也体现了两人合作中的一种更广泛模式——沃霍尔录下的对话和回忆成为素材，由哈克特整理成章节；而这本书以20世纪60年代为主题，要求采用回顾往事的叙述方式，而非记录两人当下的日常生活。

写作与编辑发展

最初决定写书之后，合作仍在继续。1976年，《坏》拍摄结束后，哈克特告诉沃霍尔，她不想再在办公室工作，但仍会与他一起撰写《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这项约定让写书计划得以延续，尽管她在办公室日常工作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两人也会在普通的工作日讨论这本书——1977年2月，在办公室忙到很晚的一天之后，沃霍尔与哈克特谈起书稿，并听她讲述自己对乔纳斯·梅卡斯和肯尼·杰伊·莱恩所做访谈的情况。

出版安排也有所变动。1976年12月，沃霍尔收到他们的编辑史蒂夫·阿伦森来信，称他将离开哈考特·布雷斯·约万诺维奇出版社，并已请约万诺维奇先生接手《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这封信记录的是编辑负责人的更替，而非合作的终止。这本书仍是沃霍尔工作生活中的一个持续项目，在后来的交谈中不断被提起，成为出版、宣传和改编的可能对象。

出版与公众反响

到1980年3月，《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进入了更受公众关注的阶段。沃霍尔记下，一位《纽约》杂志的撰稿人打电话来，谈到杂志在封面刊载的书中第一部分；沃霍尔希望这本书无需宣传就能成为畅销书。与此同时，也有实际迹象显示这本书正在流通——3月10日，他派布里吉德·柏林去书店买了八本，共花94.56美元；两天后，他又从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买了一百本。

书评也体现了这本书受到的关注。在华盛顿，沃霍尔读到《新闻周刊》的一篇好评。5月，他记下卡尔文·汤姆金斯在《纽约客》上给《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他的反应并非全然兴奋——他对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的广告安排感到愤怒，还问《泰晤士报》什么时候才会刊登广告。因此，从这些日记条目看来，这本书的反响既包括赞誉和明显的市场需求，也包括沃霍尔对出版社宣传工作的不耐烦。

电影改编的可能性与未定回应

沃霍尔也设想过把《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拍成电影。1981年初，他邀请乔恩·古尔德去看《42街》，因为古尔德正在为派拉蒙影业寻找创意。沃霍尔带了一本书，希望把它推荐为电影项目；部分原因是他想与古尔德一起做这个项目，并认为古尔德熟悉事实、数字和调查。

这项计划始终没有定论。3月，沃霍尔记下古尔德喜欢这本书，但认为派拉蒙影业无法拍摄；古尔德还说书的编辑很差。沃霍尔并未把这番评价视为最终结论，只是表示事情以后或许会有进展，也可能只是时机尚早。当月晚些时候，在一场生日派对上，他无意中听到莱斯特·珀斯基说自己想买《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却无法确定珀斯基指的是电影改编权，还是仅仅想买一本书。在这些事例中，这本回忆录既是一部已经完成、供读者购买的作品，也是一项银幕改编前景尚未确定的资产。

在沃霍尔工作生活中的位置

《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将沃霍尔对20世纪60年代的叙述与他后来从事的创作和商业活动联系起来。这本书让他与哈克特在首次合作之后仍有一个持续进行的项目；即使哈克特已经不再承担办公室工作，它也仍出现在两人的交谈中。此后，这本书在沃霍尔日记中出现的情形具体而多样——围绕访谈内容的电话交谈、书店购书、杂志专题、书评、对出版社的抱怨，以及改编成电影的想法。

这些记录也说明了《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与日常日记的不同。日常日记根据沃霍尔对前一天经历的讲述整理而成——这些内容通过工作日的电话收集，再由哈克特记录下来；相比之下，《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从一开始就被构想为一本关于更早年代的回忆录，素材来自访谈和录音对话。两者都依赖合作，并将口述内容转化为文字，但用途各不相同。《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将沃霍尔记忆中的过去整理成书；而它持续出现在他后来的日常生活中，则表明这段过去仍然鲜活——它既是一个可供写作的主题、一部可以销售的书，也是一个可能被带入另一种媒介的故事。